匈牙利事件引子

　　关于灵宝的记忆就像放在书架最上层某个角落里的旧文件一样，已经因为年深日久而落满了灰尘。偶尔，不经意的目光会在那上面停留几秒，但并没有足够的冲动去触碰它。现在想来，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大概一直都在等待着某种契机，等待着来自岁月深处的某一声召唤。今年五月里卫东学校的40周年校庆应该就是这样的召唤吧。

　　40年前的灵宝是个相对说来十分闭塞的地方，这个位于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小县城只是当年全国地图上用最小字号标出的小圆圈。可是这小小的圆圈却因为60年代末期政府备战三线的战略而深深地印在了我儿时的生活里，也印在了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孩子们的生活里。

　　那是一支不一样的部队。没有多少枪械，看不到几个年轻的男兵，却有很多书生模样的男男女女，还有我们这些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据说在陇海线上来来往往的快车也是因为这支部队的到来才会在这个小站上加停两分钟，或是留出两张卧铺票，不知道是否真如此。这些后来以823部队的番号为灵宝人所熟知的军人们是中国庞大国防机器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当时的国防科委13研究院属下的研究人员。

　　40年前的那个冬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穿着臃肿的冬装跟着父母走下北京至西安或是北京至乌鲁木齐的火车，来到灵宝，来到在灵宝县城三十多里以外的一条山沟。而我就是那些孩子们中的一个。走出逼仄的车站，随处可见驴车、马车、架子车，和那些操豫西口音说话的灵宝人。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过，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度过那么长的一段五味杂陈的少年时光。

    关于山的最初印象

    刚到灵宝的印象是纷乱的。与北京的巨大反差一定在孩子心里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我能找到的最初的记忆似乎只有山。

    父亲所在的第八研究所 ---- 那时候叫八支队 ---- 的宿舍区在一条山沟里，应该是叫城烟沟，不过对此我并不能肯定。不管你站在宿舍区的哪个位置，都会看到那座仿佛近得伸手可及的山，竖在这一片房子的西面。因为离得近，显得很有压迫感。

    我们好像从来都不知道那座山的名字，也许这样平淡无奇又没有多高的山在那里成群的山中根本就没有被单独命名的资格吧。山上并没有多少树，但有草，所以颜色还是以绿为主。有时也会看到散布在半坡上星星点点的白色羊群，总有几十只的样子。还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蜿蜒通向山顶，无声地诱惑着我们这些没怎么见过山的孩子。

    稍远一点有另一座山，一座有名字的山，跟我们的宿舍区隔河相对。与离得最近的山类似，这座山也几乎是座秃山，但山顶上却赫然长着一棵歪脖子树，远远望去十分突兀，这座山也因此被大家叫做歪脖子山。或许是因为歪脖子山在八道河的另一边，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爬过它。在以后的几年里，爬它的次数也少一点。后来，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那棵孤零零的歪脖子树竟倒了，只剩下半截树干，显得凄凉而又倔强。是被人砍的？被雷击中了？没有了歪脖子树，那山还会被叫做歪脖子山吗？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年跟我一起爬过歪脖子山的孩子们都是谁。唯一记得的是我们气喘吁吁爬到山顶后，曾坐在草地上，一边让山风吹过我们汗流如注的年轻身体，一边眺望山下那一小片灰色建筑群，心里有一种简单而又清爽的快乐。多年之后的记忆难免有误，但是我想，有误的可能是细节，感觉却无误。那天在那片山顶的草地上跟我一起享受过山风拂面的孩子们如果还记得，也一定会同意吧。

　　八支队驻地之一 -- 工号

　　从住进新家的第二天起，不知疲倦的孩子们就开始了对新环境的探索。

　　在我们这条山沟的深处是所谓的“工号”，也就是八支队的实验室楼群。我得承认，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甚至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这两个字。听上去，这像是当年修建这些建筑群的工程兵部队留下来的称呼，后来的人也就这样一直叫着了。我们搬来后，被称作三营的施工部队还在，又过了好一阵子才离开。

　　工号的入口处常年有哨兵把守，那些持枪站岗的年轻士兵和他们所在的警卫班差不多是这个地方唯一能让人联想到真正的军营的符号。以后的某个日子里，跟朋友在山上瞎跑时，无意中发现工号两边高高的崖壁顶上都拉着铁丝网，即使站在崖头也不可能看到沟里的一切。铁丝网冰冷坚硬的样子曾在心里引起瞬间的凛然，不过很快就忘了，但多年以后却发现，那个画面其实还一直留在记忆里呢。

　　我奇怪的是，工号作为禁区的神秘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被孩子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接受下来，我自己从未想过进去看看，也不记得孩子们中间有过任何这类的讨论。也许是因为刚到那里就被接连不断的保密教育以及与泄露机密连在一起的严重罪名镇住了？也许从小在军营长大的经历已经让我们习惯了禁区的存在？可是今天回想起来，不禁纳罕，就算像我这样的所谓“好孩子”一直都能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难道从来没有哪个淘气包想要试试溜进工号去看一眼吗？如果真的有哪个冒失鬼试过，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里，他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遇，又会给他的父母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沿着这条线想下去，说不定真的能铺排出一大篇故事呢！

　　八支队驻地之二 -- 生活区

　　工号外面就是我们的生活区。整个生活区有十几、二十栋楼（也许还要多？）。应该是因为地势的关系，这些楼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分布在沟里，楼与楼之间有许多台阶。后来许多孩子都学会了骑车，这些上上下下的台阶给我们骑车的快乐打了不小的折扣。

　　最好的楼当数那两排所长们住的平房，不但房间多，而且有自己的卫生间。其他人的住处就差得多了。这也不奇怪，军队历来是等级森严的地方。大多数的住户都是几家公用一个水池，有的还是在露天。厕所也是公用的。早晨起来，周围几栋楼的人们都会匆匆忙忙奔向那个重要的公共场所，常常会排起队来。晚上的厕所不时会有火光，那是轮流负责打扫厕所的人在烧污纸。后来为了“做好事”，不少孩子（包括我自己）也去做过这事，现在想起来不知当时是怎么忍住的恶心。

　　在离工号最近的几排宿舍楼后面有一个小操场。许多孩子的骑车技术都是在那里歪歪扭扭地学起来的，后来那里还架起了几付单双杠，成了孩子们常常光顾的地方之一。我恍惚记得，夏夜里，孩子们有时会聚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地唱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旋律似乎就是在那个小操场的某个夏夜里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与那些节奏铿锵语气雄壮的革命歌曲是如此不同，最开始的那段歌词是如此优雅，传递出某种超越时空的抚慰，让我一下子就被击中。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当然只是它的第一段：“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可是，我越是想回忆起更多的细节，比如说都有哪些孩子在那里，还唱过些什么歌等等，那段记忆却越显得模糊，甚至连是否真在那里唱过歌也不能确定了。那些已在岁月流逝中飘然而去的儿时的歌声，那些夏夜星空下孩子们似真似幻的身影，应该不都是我的想象吧？

　　八支队驻地之三 -- 社区中心

　　位于生活区中部的食堂、食堂前面的篮球场和侧面的排球场大概算是八支队的社区中心了，至少在新食堂建起来之前是这样。

　　食堂前面有一排黑板报架子，每个研究室 ---- 那时叫分队 ---- 都有一块。现在想起来，对孩子们来说，在没有任何娱乐性刊物可读的时代，那些花花绿绿图文并茂的黑板报是不是也能算是某种刻有时代烙印的广告艺术启蒙？板报上的内容无外乎当年的八股文章，但有的时候大人的名字却会吸引孩子们的目光。比如那个叫做“周泽东”的，好像是四分队的吧，就曾让我们议论很久，惊讶于此人竟敢跟毛主席叫同一个名字。

　　排球场是夹在东西两排单身宿舍楼之间的一块空地，北边是食堂，南边有一个土台子。因为如此，这里不但被用作排球场，以后也常常被用作演出的剧场。八支队分来了一批大学生和招了一群小女兵后，文艺细胞大增。在举国上下大演样板戏的年月里，八支队也排了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演出就是在排球场的土台上，那大概是这个研究所历史上最了那批大学生里，有一个姓夏的矮个子，似乎是最有表演热情的。记得在一次表演中他作为领唱（或是领诵？或是指挥？），站在一个简易的木制包装箱上。他激情澎湃地在那个小箱上挥手跺脚，挥而再挥，跺而复跺，最后终于在他的表演结束之前把那倒霉的包装箱跺垮了，他也猝不及防地掉了下去，从站在箱子上变成了站在箱子里。

    那时候，大人们经常以分队为单位赛篮球和排球，算是我们重要的社区娱乐之一。每次球赛开始前，孩子们都会彼此询问，“你支持谁？”如果参赛队里有自己父母的分队，立场当然没话说，但对其他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过，如果是八支队与别的单位比赛，我们的立场不用说就变得一致对外了。

    八支队的建制，除了被叫做“分队”的各个研究室外，还有一个“直属队”，即所部机关，以及一个“管理科”，也就是所里的后勤部门。各分队的大人们书生居多，打起篮球来远不及管理科的年轻小伙子们。直属队虽然没有那么多小伙子，却有一位姓吴（？）的叔叔，据说曾经在八一队打过球，水平之高令其他业余人士难以望其项背。而且我还模模糊糊记得，他是极少数穿着大名鼎鼎的“回力”球鞋上场打球的人。那时候，爱打球的男孩子谁没有做过拥有一双真正的回力鞋的美梦呢？穿回力鞋的骄傲可不是今天的什么“耐克”或“阿迪”能比的呀。

    八支队驻地之四 -- 广角镜

　　驻地西面贴近山脚下，有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溪，孩子们就叫它小河沟。小河沟的水很清很浅，对来自北京的孩子们来说算是一个新鲜去处。小河沟的水一路向沟外流去，在离我们的住处不太远的地方汇入八道河。

　　在平静无雨的日子里，八道河是妩媚的。清澈的河水在布满卵石的河滩上轻快地流过，最深的地方好像也不及大腿。去爬歪脖子山时，孩子们都是提起裤腿涉水而过。可是一场大雨过后，那个小娇娘一下子就会变成悍妇，浑浊的泥浆一路咆哮而去，心悸的感觉很久才会褪去。多年以后，读到徐刚有关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的报告文学时，八道河在雨中裹挟着泥土的黄色河水好像突然又在眼前流过。现在那条河会是什么模样了呢？

　　八支队的食堂养了一群猪。刚到灵宝时，从来没有见过养猪的我们也曾把猪圈当作一景，不时去造访。猪圈离小河沟不远，负责喂猪的是一位个子不高、面相憨厚的张姓四川兵。他经常系着一条白色（至少最初应该是白色）的大围裙，挑着两桶剩饭剩菜，从食堂去猪圈喂猪。他好像还会杀猪，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我的记忆。杀猪时许多孩子都会跑去看，我想我也一定在里面。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想不起猪是怎么被杀死的。记忆中留下的似乎只有死到临头的猪那高亢惨烈的嚎叫，以及杀猪的热闹过去之后留在屠宰现场的大铁锅，和地上仍然冒着热气的血水。以前同事里曾有一位素食者，每次有人当着他的面说到吃肉，他都会毫不容情地说那是死了的猪。听到这话，我偶尔也会想起八支队那些被我们吃了的猪老爷们。

    从北京时开始，绝大多数家庭的一日三餐都是依赖食堂。虽然人们普遍把食堂的伙食当作低质量的代表，但我一直坚信八支队的食堂是个例外。负责食堂的是戴着黑边圆眼镜的张班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心宽体胖笑口常开的弥勒佛的样子。吃食堂的孩子的基本装备计有饭票夹子和提盒。两毛一个的狮子头、两毛五的溜丸子、三毛钱的西红柿炒鸡蛋、三毛五的葱爆肉……那些美味真是难忘！后来，食堂又加了周末的炸点心，夏天还试做过冰棍。真真假假的“今天有冰棍”的消息总是会招来一大群孩子，叽叽喳喳等在食堂边上的小屋前。现在的孩子看着几十种冰棍冰激淋也未必能选出一种比我们当年的八支队食堂牌冰棍更清甜解暑的吧。

    东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古城堡的遗迹，据说是春秋时代留下的。说是城堡，其实更像是个硕大无朋的大土堆。周围是直上直下的陡壁，有一个已经坍塌的入口通向城堡的内部，但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黄土。刚刚听说这大土堆显赫的历史时，我心里也有过些小小的敬畏，可是很快就对它熟视无睹了。中原一带古迹多不胜数，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遗迹如果在别处，说不定风光无限呢，在这里却只能备受冷落。

    从八支队的生活区往沟外走，西边有后来修起来的游泳池，南边是4145工程指挥部的住地，放露天电影的大操场在那一带，后来的卫东学校也在那个方向。再往南就是后来的院部所在地南朝了，但在我们刚去的那一段时间里，好像南朝还没有多少人。

    城烟沟外的公路上，除了部队的军车外几乎没有别的机动车，而军车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卡车。有时去南朝玩，或从南朝逛回家，看到路过的军车，只要招招手，大部分司机都会停下车来捎我们一程，孩子们于是也人人练出了一手快速爬上卡车的本事。豫西的公路边多种钻天杨，笔直的树干直指蓝天。蹭上车的孩子们并肩站在飞驰的卡车里，一任迎面而来的风在脸上吹过，看两旁的白杨迅速向后闪过，那样的感觉，真是“怎一个爽字了得”！

    离开灵宝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回去过。听说那片地方现在已经人去楼空，可是，我好像还是能清楚地听到嘈杂的人声在那些空旷的房间里回响，看到那些房间里孩子们模糊跳荡的影子一年一年地叠在一起……

　　儿时乐趣之一

    对孩子们来说，在灵宝的生活几乎是完全封闭在部队的小圈子里的，一直到数年后有大孩子初中毕业下乡，或离开部队子弟学校去县里上高中，这种状态才开始有了改变。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没有玩具、没有公园、没有商店、甚至没有多少书的世界里，当年的孩子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许多的乐趣。

    也许因为还是文革时期，大人们晚上似乎总有政治学习一类的事情，孩子们当然也没有多少功课要做，每天晚饭后就成了大家最快乐的时候。在那两排所长小楼前面有一片空地，大多数孩子们都住在周围的几栋楼里，这里就成了大家夜生活的据点。一大群孩子呼朋唤友聚在一起，先手心手背分出两伙，然后再开始玩游戏。

    也有的时候，大家会挤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听某个大孩子讲恐怖故事。简单的短故事如“厕所里的红纸绿纸”和医院太平间里发生的事情，只有单一的场景，讲故事的技巧表现为营造恐怖气氛，然后出其不意地吓人。也有的故事是情节复杂、要分数次才能讲完的“连续剧”，比如“一只绣花鞋”和“梅花党的秘密”。说的人故弄玄虚煞有介事，听的人心惊胆战却欲罢不舍也不能。听过故事的孩子再在月黑风高的晚上独自一人走进灯光昏黄的厕所，想象着哪个角落里会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冰冷地问出那“红纸绿纸”的著名问题，那种毛骨耸然的感觉真会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

    八支队的孩子们有几个会不记得养蚕的风潮？我不知道是怎么开的头，也不知道最初的蚕卵是从哪里来的，似乎一夜之间人人都迷上了养蚕。刚从卵里孵出来的蚕看上去就像一段段黑色的小线头。一天一天地，它们慢慢长大，变成了白色的小肉虫，再变成白色的大肉虫。它们有惊人的胃口，每天都要吃掉许多桑叶。为了采桑叶和寻找新的未被发现的桑树，养蚕的孩子们都曾无数次地爬过西边的那座山，好像也发生过为争夺某棵桑树的拥有权而引起的战争。

    最让人期待的是蚕们开始吐丝的日子。一条蚕究竟要长多久才会成熟，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即将开始吐丝的蚕胖得肚子都似乎变得透明了。那些蚕有的吐出的是白色的丝，有的却是黄色。我们会比较各自的蚕，猜测它们中的哪一条会最先开始吐丝，又会吐出什么颜色的丝。

    蚕在吐丝时总要找个角落，好做成一个茧，把自己包裹起来，完成生命周期的最后一步。可是，不知是哪个孩子最先想出的主意，把开始吐丝的蚕放在一个周边什么都不靠的小平台上（记得我是把一面小圆镜支在一块竖起来的长条积木顶上），叫做“吐平丝”。那倒霉的虫子一边吐丝，一边徒劳地在那个小圆镜上爬来爬去，直到丝尽也做不成一个茧。我不记得那蚕遭此横祸是如何结果自己的，只记得我因此而获得了一小片晶莹柔软的圆形丝片。在美好的东西后面，其实是可以有十分残忍的故事的啊。

    流过小河沟的溪水曾经是十分清澈的，会看到许多小蝌蚪。抓几只蝌蚪带回家，养在瓶子里或是碗里，看着它们怎样一点一点长出腿来，变成青蛙，这也是许多孩子都做过的事情。抓了蜻蜓或是蝴蝶，用大头针一本正经地钉在纸上，就可以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标本了。这样的野趣，今天离开电脑、电视就不知如何打发时间的一代还能够体会吗？

    关于窑洞学校的困惑

    在灵宝的学生生活是从窑洞学校开始的。在八支队的孩子们之前，已经有少数部队子弟搬来，印象中他们的父母应该都是4145工程指挥部的，负责指挥工程兵部队建起这个隐藏在深山沟里的研究机构。也许是因为人数比较少，驻地附近的乡村小学还勉强可以容纳。我们到来后，年龄大小不一的孩子们加起来有一大群，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当地小学能够对付得了的了。

    虽然是在文革期间，中小学里一团乱糟糟，但不管在学校里都干些什么，这些孩子们在北京毕竟还是天天上学。父母把他们从北京带到灵宝时，这里其实连个学校也没有。看上去部队的领导们在此之前似乎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事到临头，才匆匆忙忙把这一群孩子打发到了生活区东面的几孔窑洞里，凑起了最初的学校。

    校舍这样凑合，师资也是如此。虽说算是学校，但当时根本没有老师，只是从部队机关临时抽调了几个年轻人来当孩子头，把我们管起来。我记得一二年级的老师是个姓郝的年轻姑娘，三四年级是个姓崔的小伙子，管五年级的张干事应该是直属队的，再高的年级好像有位姓浦的上海阿姨教过一阵，还有谁就不记得了。在他们中间，应该没有一个人是受过任何师范教育或在中小学里当过老师的。

    说实话，写下这一篇文字时，我心里曾有过犹疑。我知道，留在我记忆中的有关窑洞学校的一切在岁月流逝中发酵、蜕变，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事情似乎都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像是一幅幅加了柔光效果的图画。学校虽然简陋、艰苦，但却简陋得独特，艰苦而照样充满快乐，因此更加显得不同凡响。

    可是，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以后，再次想起有关窑洞学校的事情，在那一团温馨的记忆之外，也会生出些不一样的感受。每每看到人们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殚精竭虑，我就会想起八支队孩子们的父母当年的决定 ---- 虽然他们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但他们收拾行囊携妻挚子举家迁离北京的时候，心里是否有过关于孩子们到哪里去上学的疑虑？而那些决策者们，那些下令让我们的父母离开北京到灵宝安家的人们，他们是否也有或曾经有过正在读书的孩子？有没有想过孩子们需要学校？

    用作学校教室的窑洞是部队驻防此处之前本地农民留下来的，部队似乎本来是利用它们堆放家具的。就在我们的教室边上，仍然有好几孔窑洞堆满了桌椅柜子之类的旧营具。窑洞里空气流通不良，光线昏暗，虽然用白灰粉刷过窑壁，但并无明显改善，所以即使是白天，上课也必须开着灯。下大雨的时候，窑顶还会落下小土坷垃。担心窑洞会塌下来的孩子们，就纷纷冒雨跑出去。当然我们的担心可能完全是杞忧，但那时的恐惧却是十分真切的。

    我很困惑。偌大的工程，建房无数，据说工号里的实验室都是能抗七级地震的，耗资何止成千上万！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在像模像样的房子中工作，难道无法安排几个房间给孩子们当作教室，却非得把他们打发到半山坡的几孔窑洞里去？大人们不屑用这些窑洞做办公室，只用它们来堆放闲置物资，难道孩子们倒可以在这里上课？山里的大雨倾盆而下时，大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影响，而孩子们却因恐惧而不敢留在窑洞里，这样的画面让今天已为人父母的我觉得心酸。我不知道部队的领导们对此是否有知，至于父母，也许他们即使担心，在那样的革命大环境下也不能有任何表示吧？

    我不记得卫东学校的这段窑洞时期持续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说过，对当年的孩子们来说，窑洞里的日子仍然是十分快乐的，但现在的我以父母的视角回头审视那段日子，却无法理解当年的决策者在学校问题上的做法。也许文革的冲击让他们真的以为孩子们读不读书已经不重要了？也许父母的工作太过重要，孩子们失学一段时间在他们眼里是应该付的代价？这些理由都不能让我信服。尽管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找到答案的，但我还是很想听听当年的决策者们的说法。

　　窑洞学校二三事

    在窑洞学校的早期，管着三四年级的是崔老师。我不知道他的年纪，但应该只有二十多岁。记得他长着一张鼓鼓的脸，笑起来有一点羞涩。他总穿一双大皮鞋，用很重的脚步走来走去。

    崔老师完全不会管孩子，更别提如何上课了。十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凑在一起，无事还要生出事来呢，崔老师天天都被气得七窍生烟。那阵子，在三四年级的窑洞里不时会出现这么一幕：崔老师愤怒地把课本摔在黑板前面权充讲台的三屉桌上，一边嘴里嚷着，我不教了！一边气急败坏地从窑洞的尽里头大步走过这一群孩子，冲了出去。孩子们坐在大人用的大椅子上，你看我，我看你，又想笑，又要拼命忍住。有一次，崔老师真的气急了。他掰下一截粉笔头，像投手榴弹一样从黑板前面向某个小鬼头扔去。粉笔头落在桌子上，那孩子顺手就写了一句《地道战》里的词儿：队长太高明了！大家实在忍不住大笑。

    后来，崔老师好像去设在灵宝火车站的部队招待所当了所长，我还又见过他。我想，他一定会觉得那份工作要比这一群孩子好对付得多了吧。

    郝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嘴唇好像稍微有一点“地包天”。也许年纪更小的孩子比较好哄，反正我记得小孩子的班上没有那么多的鸡飞狗跳。

    孩子们中有种说法，四川人个子都矮，当时八支队的几个四川兵好像也都证实了这个说法，但张干事却是个例外。他是四川人，却清瘦细长，下巴很尖，能讲一口四川人中不多见的普通话。不知道是如何开始的，在窑洞学校还没正式开学之前，孩子们就已经跟这个活泼外向的张干事混熟了。听说他成了五年级的老师，五年级的孩子们很得意，三四年级的孩子们却很丧气。虽然他并没有当太长时间的老师，但就是在离开学校之后，他也没有像其他的老师那样从孩子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不过这是后话。

    窑洞时期的种菜竞赛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大概都是第一次种东西，我还记得看到那么小的一粒粒菜籽时，心里不胜惊讶。种子撒进去后就心急火燎地等着菜长出来，老是觉得旁边别的班地里的菜长得更好似的。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也种过花花草草，但像那时候那样的牵肠挂肚却再也没有了。

    教室旁边的窑洞里堆放着闲置的旧营具，桌子椅子柜子什么的塞得满满的，但在窑洞拱形的顶与方方正正的家具之间还是留下一些空隙。从门上的玻璃向里窥探，黑洞洞的窑洞深处散发出某种诡异气息，就像是对孩子们无声的邀请。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多少好玩的地方可去，也许是这孔窑洞已经在孩子们的窃窃私语中被涂抹上了太多神秘色彩，终于有一天，几个孩子钻了进去，准备一探究竟。

    窑洞拱顶空隙的高度只能容一人爬过，而且几个人爬进去后，来自洞口的光线就被自己的身体遮住了大半，洞里变得几乎完全黑暗。现在的我真的想不出来一个堆着家具的破窑洞有什么值得钻的，但当时我们似乎确信在那个窑洞的深处会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应该说我们的感觉不算错，还真的有一点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窝耗子！一团黑暗中突然碰到与木制家具感觉迥异的毛茸茸软乎乎的不明物体，我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尖叫，一边四肢并用逃向光明。以后，孩子们对那个窑洞就彻底失去了兴趣。

    现在写下这些事情，突然觉得怀疑，这么戏剧性的情节真的发生过吗？崔老师真的扔过粉笔头？孩子真的写过“队长高明”？我们也真的钻过窑洞并遭遇过耗子？我已不能确认，这些事情中有多少是确实发生的，又有多少是我自己儿时的想象。当年还有谁曾经目睹过、经历过这一切吗？

　　张干事 

    八支队的孩子对张干事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张是八支队的宣传（？）干事，在窑洞学校时期带着一个高年级的班。他生性活泼，年纪又轻，好像还会拉几下手风琴（但我并不能确定）。尽管不懂教育，但仍是那时候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

    记得是在到灵宝后不久的某个周末，听说那天下午张要带他那个班的同学去爬山。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不够年纪，但山的存在从刚到这里就开始占据着孩子的心，爬山的巨大吸引力让我们坐立不安，心里躁动不已。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去找张，试试我们的运气。可想而知，张一口拒绝，好像还说了些诸如等你们长大点再带你们去这样安慰的话。我们不肯放弃，仍然跟在他屁股后面磨。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被几个小毛孩锲而不舍地死缠，不知道心里是觉得好笑还是烦死了。不过，他开始的斩钉截铁最后终于软化，指着窑洞学校前的一个十来米高的土坡说，如果你们能一口气在这个坡上跑十个来回，我就带你们去！圣旨一下，我们都心花怒放，马上冲下坡去，然后掉头再往上冲。有的孩子很快就不肯再跑了，但也有人还在坚持。大概是我们的决心感动了他？我恍惚记得我们没有跑满十个来回他就同意带我们去了。那时候如果有人路过，看到这几个孩子莫名其妙地上上下下疯跑，肯定会觉得他们都是吃饱撑的吧。

    那是我此生第一次爬野山的经历。但是因为之前的“体能测验”太辛苦了吧，我对爬山本身的记忆反而很模糊。只记得吃了些酸枣，也被酸枣刺扎了许多地方。一同参加“体能测验”的孩子们不知道对此是否还有印象？

    张兼管八支队的广播站，在排球场西边那栋楼最南头的一个房间里，那个小屋是许多孩子都去过的地方。那里应该有一个留声机，可以放唱片，在那个时候是很少见的奢侈品，不知道这是不是吸引孩子们去那里的原因之一？张跟高年级的几个大男孩关系很好，但也肯跟低年级的小毛孩一起玩。印象中他长了一双手指修长的手，指甲总是修剪得干净整齐。他喜欢攥紧拳头，然后炫耀地问围在身边的小孩子们谁能掰得开，好像不少孩子都一个个轮流试过，当然没有几个能成功。多年以后想起这些事，会忍不住嘀咕他跟这一群孩子之间略显古怪的友谊。是他童心未泯，还是这样子跟小孩子玩会有某种逗弄小猫小狗的快感？无论如何，在广播站的时间都是快乐的。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脸很难算得上英俊，有种又尖又细的整体感觉，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说，他的身材也显得单薄。然而，这些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倾心。对那个年纪的小毛孩来说，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正眼看我们的大人，不但正眼看我们，而且还跟我们平起平坐地玩！所以，我们会变成他的粉丝就几乎是件在劫难逃的事情了。

    在那个除了政治明星就没有任何其他偶像的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张多少有点像是八支队不少孩子心里的土制明星一样。虽然那时候张早已离开学校，不再是我们的老师了，却还保持着在小孩子们心里的偶像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与4145工程指挥部的年轻女干事孙某的恋爱才会让那些小毛孩们那么愤怒吧，那是被偶像背叛的滋味啊。他的恋爱故事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扭曲变形，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似懂非懂，却并不妨碍彼此之间起劲地交换着对张的不屑。他作为土制明星的光环好像就是从那时起变得暗淡下去的。

张孙的恋情为什么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环境，我完全不知道。那时我还太小，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好像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理解力，而且也有太多别的事情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只是恍惚记得，他们因为这段感情而挨批，好像还被处理复员了。他们后来真的走到一起了吗？过得幸福吗？现在的张应该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还会记得四十年前那段孩子头儿的经历吗？如果知道当年的小毛孩现在还会忆起他，忆起跟他相关联的儿时快乐，愧疚于当时莫名其妙地跟着瞎起哄的行为，在应该给他以祝福的时候却给了他许多白眼，他会不会觉出些许的欣慰呢？

    窑洞学校二三事

    在窑洞学校的早期，管着三四年级的是崔老师。我不知道他的年纪，但应该只有二十多岁。记得他长着一张鼓鼓的脸，笑起来有一点羞涩。他总穿一双大皮鞋，用很重的脚步走来走去。

    崔老师完全不会管孩子，更别提如何上课了。十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凑在一起，无事还要生出事来呢，崔老师天天都被气得七窍生烟。那阵子，在三四年级的窑洞里不时会出现这么一幕：崔老师愤怒地把课本摔在黑板前面权充讲台的三屉桌上，一边嘴里嚷着，我不教了！一边气急败坏地从窑洞的尽里头大步走过这一群孩子，冲了出去。孩子们坐在大人用的大椅子上，你看我，我看你，又想笑，又要拼命忍住。有一次，崔老师真的气急了。他掰下一截粉笔头，像投手榴弹一样从黑板前面向某个小鬼头扔去。粉笔头落在桌子上，那孩子顺手就写了一句《地道战》里的词儿：队长太高明了！大家实在忍不住大笑。

    后来，崔老师好像去设在灵宝火车站的部队招待所当了所长，我还又见过他。我想，他一定会觉得那份工作要比这一群孩子好对付得多了吧。

    郝老师的声音很好听，嘴唇好像稍微有一点“地包天”。也许年纪更小的孩子比较好哄，反正我记得小孩子的班上没有那么多的鸡飞狗跳。

    孩子们中有种说法，四川人个子都矮，当时八支队的几个四川兵好像也都证实了这个说法，但张干事却是个例外。他是四川人，却清瘦细长，下巴很尖，能讲一口四川人中不多见的普通话。不知道是如何开始的，在窑洞学校还没正式开学之前，孩子们就已经跟这个活泼外向的张干事混熟了。听说他成了五年级的老师，五年级的孩子们很得意，三四年级的孩子们却很丧气。虽然他并没有当太长时间的老师，但就是在离开学校之后，他也没有像其他的老师那样从孩子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不过这是后话。

    窑洞时期的种菜竞赛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大概都是第一次种东西，我还记得看到那么小的一粒粒菜籽时，心里不胜惊讶。种子撒进去后就心急火燎地等着菜长出来，老是觉得旁边别的班地里的菜长得更好似的。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也种过花花草草，但像那时候那样的牵肠挂肚却再也没有了。

    教室旁边的窑洞里堆放着闲置的旧营具，桌子椅子柜子什么的塞得满满的，但在窑洞拱形的顶与方方正正的家具之间还是留下一些空隙。从门上的玻璃向里窥探，黑洞洞的窑洞深处散发出某种诡异气息，就像是对孩子们无声的邀请。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多少好玩的地方可去，也许是这孔窑洞已经在孩子们的窃窃私语中被涂抹上了太多神秘色彩，终于有一天，几个孩子钻了进去，准备一探究竟。

    窑洞拱顶空隙的高度只能容一人爬过，而且几个人爬进去后，来自洞口的光线就被自己的身体遮住了大半，洞里变得几乎完全黑暗。现在的我真的想不出来一个堆着家具的破窑洞有什么值得钻的，但当时我们似乎确信在那个窑洞的深处会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应该说我们的感觉不算错，还真的有一点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窝耗子！一团黑暗中突然碰到与木制家具感觉迥异的毛茸茸软乎乎的不明物体，我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尖叫，一边四肢并用逃向光明。以后，孩子们对那个窑洞就彻底失去了兴趣。

    现在写下这些事情，突然觉得怀疑，这么戏剧性的情节真的发生过吗？崔老师真的扔过粉笔头？孩子真的写过“队长高明”？我们也真的钻过窑洞并遭遇过耗子？我已不能确认，这些事情中有多少是确实发生的，又有多少是我自己儿时的想象。当年还有谁曾经目睹过、经历过这一切吗？

　　卫东杂忆之一 -- 告别窑洞以后

    我已完全忘记窑洞时期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搬到位于城烟沟口的新校舍的。我也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学校有了这样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名字，只记得有过感谢领导赐名的说法。

    新校舍离八支队和4145工程指挥部的驻地最近，这或许是学校早期学生分布情况的反映。131厂和南朝的同学离得稍远，但仍勉强在步行距离内，八道河驻地的孩子们就需要坐班车过来了。

    新校舍里，有一栋用作教室的楼房，一排用作老师办公室的平房。两座楼成直角，分别在操场的西面和北面。操场上有两个简易篮球架，后来还有了水泥乒乓球台。东面有一排很长的黑板，出黑版报曾经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东面那一排黑板后面，好像还有一个有很大空间的简陋建筑，被用作学校开大会的礼堂。

    在校园东南的某个角落里，应该还有过一个猪圈，学生们曾经养过一头小猪。那头备受关注的小猪差不多就是大家共同的宠物，常常有同学结伴去给它打猪草，还从家里给它带好吃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它仍然被我们喂得越来越瘦，最后不知所终。

    学校也有了一些真正的老师，几乎全是跟着她们的军人丈夫来到这里的女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前就是大中城市的中小学老师，受过正规师范教育，有多年执教经验。这些老师加盟卫东，使得我们的课程表里不但有语文和算术课，慢慢地也有了物理、化学、常识、地理、音乐、图画、体育、政治、英语等等分别针对中小学的不同科目。班级也多了起来，每个年级都有一个班，而且分出了小学和初中。

    文革期间，中学生们的物理和化学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作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和“农基”。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孩子们一起坐车去什么地方，一路上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评论他们的“工基”老师和“农基”老师。那时候我还在小学，心里一直在嘀咕什么是“公鸡”老师和“农鸡”老师，又不敢问。不管是什么“基”，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我记得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设备。

    每天早上，几个驻地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第一节课总是所谓“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卫东一天的日程就从这极具时代特色的政治宣教开始展开。

    一到下课时间，操场上、走廊里到处都是孩子，忙着玩游戏。我现在能够记起的，几乎全是我自己参与其中的女孩子的游戏 -- 跳皮筋，玩“拐”（一种猪或羊的关节骨头，有四个形状各异的面，四个为一付，配一个乒乓球，以羊拐为上品），踢毽子等等。那时候年纪小，还没有对男孩子产生兴趣，而且当时的风气是男生女生完全不说话，更不要说在一起玩了，所以除了恍惚记得男生们有人打篮球以外，我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他们都在玩些什么！

    在窑洞时期，孩子们的课桌椅一直是用大人们办公用的三屉桌和大椅子凑合。搬到新校舍后的某个时候，我们也有了正规的课桌椅。深褐色的金属架子配上有黄色、绿色等不同颜色的仿大理石塑料贴面，就是比起我们原先在北京的学校来也毫不逊色。可以说，这时候的卫东学校各方面都是鸟枪换炮了，开始变得像一个真正的学校了。

    在那个简陋的礼堂里，全校师生曾听过一位院政治部领导的报告。那个时代有数不清的报告是不得不听的，99.9%都是套话空话和废话，可是那一次的报告却有些特别的东西，让我一直记到今天。那位叔叔说，“你们都是学生。学生学生，就是要学习如何生活。”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更像是出自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领导，他的几个孩子也正是卫东的同学。在灵宝的那些日子我的确是在学习生活。不但在当年，就是到了今天，又何尝不是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生活？从书本，从历史，从父母师长亲朋乃至子女，也从我们自己的经历……

　　卫东杂忆之二 -- 老师们(1)

    赵蕴华老师应该是较早到卫东任教的老师之一，也是卫东的老师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她的丈夫就在八支队，所以我们不但会看到作为老师的她，也常会看到作为邻居、作为妈妈的她。

    在我心目中，赵老师是卫东诸位老师中最有传统小学老师形象的一位。印象中她有一张轮廓分明的端庄的脸，留着整齐的短发，因为年纪比较大，走路慢悠悠的，甚至感觉有点蹒跚。赵老师的板书漂亮工整，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上的批注也是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上课时，她稍带南方口音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们听着又明白，又不容易走神儿。

    文革中的小孩子们既无读书压力，又被造反精神所戕害，一点不把老师当一回事。赵老师这么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也时常有被学生们气得半死的时候，真是罪过！记得有一次赵老师病倒，数日不能来上课。孩子们虽然调皮，听说老师病了也知道担心，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调皮捣蛋是她的病因之一？尽管对天天只知浑玩的孩子们来说，去老师家里探病这样的事情实在太陌生，不免会感觉无比局促，手脚都无处安放，但还是有同学结伴到她家里去看过她。

    因为人手不足，常年教小学语文课的赵老师好像偶尔也不得不仓促上阵，给高年级的孩子上数学课，这时她会仔细验证那些绕来绕去的应用题的解法。记得有一次，赵老师把我叫到老师办公室，让我做某道应用题。我大概不情愿放弃玩的时间被叫来干这事，匆匆瞄了一眼题目，用没大没小的口气不耐烦地说，“咳！画个图不就行啦！”我不记得赵老师对我的无礼表现出任何不快，但我长大以后，那天发生的事却像一根小小的扎进肉里的刺，在我心里一直纠缠不去。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赵老师，这根小小的刺也会永远留在我心里了，但刚刚听说赵老师现在的情况，希望以后能当面向老师认个错！

    （补记：不记得从哪里听来的“赵老师已仙逝”的谎信儿，真高兴这不是真的，也对我误信这个传言而向赵老师和她的家人致歉！）

　　卫东杂忆之二 -- 老师们(2)

    卫东的孩子们大概没有谁会不记得周秀田老师的。周老师在卫东威名赫赫，既是最厉害的老师，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周老师的眼睛大而有神，瞪着调皮学生时颇有威慑力，就是最乱的班到了她手里也会变得服服帖帖。但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调皮捣蛋的学生，课外跟周老师的关系好像也不错。

    在后来教体育的本地小伙子邵老师到卫东任教之前，周老师好像一直是老师们中最年轻的一位，也许是这个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她上体育课。而且，她也是卫东老师中唯一（？）一位会弹风琴的人，音乐课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由她负责了。

    除了上课，周老师应该还是卫东的团支部书记（？）。卫东那时候跟其他学校一样，也有红小兵和红卫兵，但设团支部应该是比较后来的事情，入团也被看作是比入红卫兵要郑重其事得多的事情。身为部队子弟，又是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卫东的学生们也做了许多那个年代的少年都会做的所谓“积极要求进步”的事情。记得周老师曾经给我们看过一位高年级学姐写的血书，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血写的字，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影视节目里的当然不能算数）。印象中红色的字迹有些黯淡，并不像想象中的鲜艳。但想到这是那位学姐的血，那些字迹似乎变得庄严起来，沉甸甸的，压得我很想逃离，可是又清楚地知道逃离是不对的。

    周老师也给我们读过另一位学姐写的读毛著（即毛主席著作，年轻一代不知还能不能看懂这些带着深深时代烙印的缩写词了）的体会，主旨应该是教育我们要有进取心吧。我现在都还能记得一些，什么“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等等，都挺琅琅上口的。现在想像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子会说三天不读毛著没法活，无法不生荒谬之感，但在当时，少年对毛崇拜的程度大概不会亚于今天迷刘德华、迷周杰伦的追星族吧。

    听周老师讲课是一件乐事。语文、数学这样的正课自不必说，就连那个年代每天必上的最为无聊的政治宣传教育课“天天读”她都能上得与众不同。记得有一次我们班的老师不在，她来代课上“天天读”。她没有按惯常的做法读报纸、学毛著什么的，而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她要求学生们一个一个到前面来，在黑板上列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从未上过这样的“天天读”：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读那些味同嚼蜡的教条，而是跃跃欲试地尽力想出些新鲜东西，好在黑板上那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长的单子上加上自己的贡献。不管想出了什么新东西，都会得到她的鼓励。有时，大家还会停下来，争论某一条究竟能不能算作新东西，有没有资格被写上黑板。本来我上 “天天读”时总是盼着早点下课，但是那天的一节课直到下课时还觉得意犹未尽。现在想想，孩子们那么抵触的“天天读”都能够上得如此生动，这大概就是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调动学生、掌握课堂的本事吧。以后听到、看到介绍优秀老师的东西，我眼前就会浮出年轻的周老师双目炯炯的脸，也会心怀感激地想，我小时候也曾有幸受教于一位优秀老师啊。

　　卫东杂忆之二 -- 老师们(3)

    学校开始开设英语课时，曾经从部队负责科技情报资料的部门短期聘请过一位姓胡的叔叔来教我们英语。胡老师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也不大，因为不是专业老师，有时候，面对一群混头混脑的少年，他也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可是，他身上有一种与所有其他老师都不同的东西，让我们既陌生，又着迷。多年以后我意识到，那是某种疏离于充满革命口号的现实生活之外的东西。

    胡老师有着柔和的中音嗓子，当年课本里那些铿锵的革命口号似的英语被他漂亮地读出来，形式的优雅似乎超过了内容的生硬。他还应学生们的要求教我们用英语唱过《国际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听到英语歌，虽然是熟悉的曲调，却因为英语歌词而染上了异国情调，而那歌唱者本人也在孩子心里留下了某种不属于彼时彼地的印记。

    因为听说他曾是体操运动员，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女孩子们曾请他来为新排练的舞蹈指点一下。他倒是欣然应允，放学后留在教室里等着。但一群女孩子叽叽咕咕地扭捏了很久，还是不好意思把那个舞跳给他看。干耗了很长时间后，他只好意兴阑珊地走了。男孩子们跟胡老师的关系似乎就明快得多了。胡老师虽然算是个矮个子，但显然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体育训练，身体素质极佳，篮球、乒乓球的技术动作都特别利落，好像还曾经给男生的篮球队当过技术指导。

    不过，让我永远记住胡老师的却是一次英语课。

    那一次，大吵大闹的学生们又一次弄得胡老师无法上课。他看着我们，神情充满了无奈，静静地，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是不爱你们，可是你们……”我无法准确描述当时心里感到的震撼，因为他说出了那个字 – “爱”，而且所“爱”的对象不是当年常见的那些抽象或半抽象的词汇（如毛主席、党、或是公共财产等等）！

    仔细搜捡那个年纪的记忆，这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在我身边的人公开说到“爱”。在那样喧闹的课堂上，面对着的是一群半大孩子，虽然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却因为在文革中长大，情感的发育差不多完全被坚硬的革命性话语所主宰，胡老师却对我们说出了那么不合时宜的“爱”字。当时的我并不能充分体会他的话对我成长的意义。没过多久，胡老师就走出了在卫东短暂的代课老师的角色，我也好像很快就完全忘记了这位老师，甚至还没有离开灵宝，我就已经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但成年以后，我却多次想起过胡老师。我感激他在那个将斗争哲学奉为圭臬的时代还会提到爱，也感激在情感荒芜的年月里我会有幸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仍然愿意用语言向孩子表达某种与革命无关、却与人性相连的感情，也因此在孩子心里播下了感受爱的种子。

　　卫东杂忆之二 -- 老师们(4)

    我已想不起来张秀民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卫东的校长的。印象中的张校长留着短发，面容清癯严肃，我是又长大了许多后才知道，张校长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算是教育界真正的科班出身了。

    70年代早期，在文革硝烟稍微变淡一些后，全国都有过一段短暂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一反几年来大放羊的做法，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了。记得那时候，作为鼓励孩子们用功的手段，张校长曾经组织过两次竞赛（数学和英语？）。因为参加的人多，好像是把课桌都搬到操场上来进行的。可是没有多久，风向就变了，报上开始批“教育黑线回潮”，卫东也开始反“回潮”，把张校长弄得灰头土脸。其实，即使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对于讲课引人入胜的老师，孩子们还是有一种天然的喜爱。我觉得，正是张老师那独步卫东无人可比的中学语文课让她赢得了学生们的心。

    教初中数学的记得是许老师，数学课上得十分了得。同学们中曾传说许老师以前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不知是否真是如此，但从她富有弹性的步态的确能看出运动员的影子。许老师好像是广东人，说起话来带着当时觉得很古怪的口音，哪里会想到若干年后那样的口音会很时髦了一阵呢。许老师跟她的学生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让低年级的孩子们好生羡慕。

    翟老师是上海人，圆眼睛，圆脸，说起话来又脆又快。顾老师（女的）说话则是一板一眼，是当时卫东的老师里很少的戴眼镜的老师，后来的美术课也是她开起来的。看了校友们的回忆才想起来还有一位有“美顾”之称的顾姓男老师。另一位赵老师被称作小赵老师，以区别于老赵老师。记得学校要开英语课时，她是被派到县里参加培训的，回来就开始教英语了。学校党支部的丁书记印象中是位比较正统的女士。与其他老师不同，这位丁书记到灵宝以前好像并不是在中小学工作，不过在师资不足的压力下，也勉为其难地给初中的班级上过地理课，且每每以“这个地方我去过”开头。向老师是教语文吧？辛老师呢？马老师呢？还有校友们提到的军代表尹老师？年深日久，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学校还来了两位本地小伙子。学校好像是把老师办公室那一排平房尽头的一个房间辟为男宿舍，两个小伙子就一起住在那里。一位是教体育的邵老师，篮球打得真好，连走路好像都有一种要跃然而起的姿态，挺受孩子们 – 尤其是男孩子们 – 的欢迎。大概因为我自己一直对运动没有强烈兴趣，关于邵老师的记忆非常有限，只记得他的当地口音在体育课上常常招来女生们的嘻笑，把他弄得红头赤脸的，但他倒不在意，一付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从最近的校友评论中才捡回来了不少关于邵老师的故事，比如那画在篮球架下的投篮抛物线等等。

   另一位来卫东任教的灵宝老师是教语文的李老师。之所以对这位并未教过我的老师有印象，是因为那时候这位李老师很佩服那些笔下洋洋洒洒能写出大块头革命理论文章的人物，上课之余以“邦君”为笔名也写过一堆八股，还跟学生炫耀过那厚厚的一沓子稿纸，印象中都是些有关中国革命的大题目。对孩子来说，这样的业余爱好既无法理解，也不感兴趣，不免把他当成怪物。现在想来，可能他真是有志于理论研究，抑或是希望以此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对我们这群孩子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了。不知这位老师后来有没有继续他的写作，他的写作兴趣又是否从中国革命转移到别的更有人间烟火气的题目上了。

   卫东杂忆之三 -- 课外活动(1)

    关于学校生活的记忆里，最生动的部分似乎总是在课堂以外。

    文革中孩子们读书不被鼓励，但唱歌跳舞却一直是被当作正面的活动。许多孩子在到灵宝之前就是文革中遍地开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参与者，到了灵宝，这样的活动仍在继续。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里，这样的活动就像某种草根性质的娱乐，为枯燥的生活加进了些许色彩。

    卫东学校的孩子们 – 应该主要是高年级的女孩子们 – 在那些年里一直都继续着唱歌跳舞的活动，编排一些有强烈革命色彩的舞蹈、说唱等等，并为大人们表演。除了去寺合山上的干校做所谓的慰问演出外，我已不记得卫东孩子们的文艺宣传队还到什么地方表演过，但对放学后的排练却记忆犹新。

    到灵宝后的第一年里，毛泽东在5月20日发表了一份题目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反美声明，史称《5.20声明》。很快，就有一首以这份声明为背景的歌传了开来。我还记得歌词，也能大致唱下来：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美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胜利

    这首歌大概是那个年代革命歌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味地雄壮，真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罗恩的妈妈苇斯莱太太给他寄过的吼叫信。但颇具荒诞意味的是卫东学校的女孩子们曾经把这首歌编成舞蹈表演，今天想起来真是觉得难以置信 – 这是多么高难度的任务啊。我无法想象这些女孩子当年是如何用舞蹈来表现这首歌的反美主题的，但或许那并不重要。观众们看到的其实大概是青春，是与今天的热辣街舞有异曲同工之意的青春吧。

    大孩子们也给小孩子编排节目，我还记得有四个低年级的小女孩常常参加跳舞，周老师曾戏称她们是“四大金刚”。所幸不必再跳“东风吹战鼓擂”那样的舞了。小孩子们好象表演过“我有一只小蜡笔”、“我为公社放鸭忙”，好歹也算是跟小孩子的生活相关，而不只是一味革命了。

    有个八支队的小男孩，平素总是很调皮。后来发现他的大嗓门唱起歌来很有穿透力，就动员他来唱歌，结果老师也高兴，孩子也高兴。不知今天的他是不是还喜欢唱歌？

    不记得是哪一年，文革开始后几年以来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歌曲集《战地新歌》面世。这本歌曲集在喜欢唱唱跳跳的孩子们和大人们中引起了长久的兴奋。尽管现在看来，那里面收录的歌绝大多数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毕竟是歌，而且有一些也的确称得上曲调优美，比如《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等。卫东的孩子们在音乐课上学过不少《战地新歌》中的儿童歌曲，许多歌直到现在我也还能唱个大概：《火车向着韶山跑》（校友城烟滚滚不久前曾为此曲的开头部分重新填词，如果谁还没来得及欣赏，请看城烟滚滚的博客 - 往事只能回味）、《我是公社小社员》、《一颗螺丝帽》，还有好多好多。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流行音乐”。在上一世纪70年代，当大半个世界都在为迈克尔·杰克逊疯狂（愿他安息）、为ABBA痴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他们一无所知。《战地新歌》（当然还有样板戏）才是我们的流行音乐。对于当年曾经唱过这些歌的人来说，今天再次唱起它们，歌词如何革命如何莫名其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那熟悉的曲调，是那些熟悉的曲调在同代人心里唤起的关于童年的共同记忆。

　　卫东杂忆之三 -- 课外活动(2)

    记得在课程表上的各种科目里，体育课一直是孩子们最喜欢上的课了，打球也是许多孩子喜欢的课外活动。可是我自己当年一直对运动没有很强烈的兴趣（除了游泳），今天回想起来，关于这方面的记忆竟是如此令人汗颜地少。

    卫东所在的城烟沟行政上归属川口公社（现在应该叫川口乡了吧？），川口组织的学生运动会卫东的代表队也有参加。记得运动会好像有田径和篮球项目，卫东的学生要取得参加校队的资格，必须先通过选拔赛。赛场（之一？）是在离学校不远的4145大操场，老师拿着秒表为参加短跑选拔的孩子们计时，有的男生一次未能被选中，还会反复要求再跑。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秒表，第一次知道起跑时要说“各就位”，也第一次听到“检录”等等运动会的术语。

    我没有入选校队，对校队选手的兴奋心情就隔了一层，但一位校友的回忆让我在几十年之后得以分享他的感受：

    比赛的头一天晚上，一个个兴奋得睡不着觉，手拉手肩搭肩地在路上溜达。第二天到了赛场上，出师不利，很快就被淘汰了。这是第一次走出卫东，冲向川口的比赛，不成功或许是缺乏经验、训练条件差，还是大赛之前太兴奋了没有休息好？也许各种因素兼而有之。

    虽没入选校队，我记得川口的运动会还是（至少有一次）去参加了的。应该是去助威吧，但对究竟干了些什么却已毫无印象了。

    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在各地造成了空前的乒乓球热，卫东的操场上也有了水泥砌的乒乓球台。其后的某个时候，好象灵宝县组织了全县中学的乒乓球赛，我记得男子冠亚军都是由卫东的学生包揽，让我们的学校声名大振。那时候连女生也顾不得男女界限了，都为我们学校的男生们感到得意。我自己那点有限的乒乓球知识好象全都来自那个时候，关于球拍的什么正胶粒反胶粒、红双喜，关于打球风格的什么扣球、削球，等等，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迷恋庄则栋。那一阵他官拜国家体委主任（？），新闻简报里常常会有他率团出访的镜头，我的小小迷恋也就很容易得到满足。

    同一位校友对卫东当时的乒乓球热也有十分生动的描述：

    学校有水泥球台，也是要排队的。课间休息也就十来分钟，排队等待打球的人就有一大串，一人一分球，输了让位。等好不容易轮到我上球台，上课铃响了！

    现在的运动设施不知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可是现在的孩子们对运动的热情和享受程度会超过当年的孩子们吗？我真不知道。

    卫东杂忆之三 -- 课外活动(3)

   如果要列一下我真正有热情的运动项目，游泳一定会排在第一位。我知道，这一点完全要归功于我们的游泳池。

    我不记得游泳池建于何年何月，但对与游泳池相关联的种种快乐却一直保持了鲜明的印象。不知道当年是哪位英明的部队领导作出的修建游泳池的决策，也不知道又是哪位同样英明的决策执行者定下的游泳池的位置（对这一点大概别的驻地的孩子们会有不同意见），我真的很想谢谢这两位！当然也该谢八支队孩子们的好运气，为了我们对于游泳池的近水楼台之便。

    来灵宝之前，不少孩子就已经开始学游泳了。暑假里的少年之家曾经组织去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八一湖或邻近单位（如装甲兵司令部）的游泳池游泳，也跟爸爸妈妈去过京城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共游泳场（比如八一湖、颐和园、护城河等），但我离京前的水平只不过是刚刚会漂。可以说，我的游泳技术以及对游泳的热情完全来自城烟沟里的那个亲爱的无可替代的游泳池。

    游泳池修在八道河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池子。夏天里，孩子们的魂儿时时被游泳池的一汪碧水勾着。八支队得天独厚的位置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就看到远处的游泳池。在游泳池还没有灌水的日子里，孩子们常常会眼巴巴地在窗前监视着那里的动向。一旦游泳池里开始灌水，好消息会立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整个驻地。一大群孩子呼朋唤友，或骑车或步行，呼啸而去，直奔我们心中的夏日圣地。

    天气晴好的星期日是游泳池最热闹的时候。不但八支队的爸爸妈妈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其它驻地好像也会派专车送人来游泳。正因为如此，游泳池有了灵宝“颐和园”的昵称。

    有时候，孩子们会瞄好目标，然后潜入水中，贴着池底无声无息一口气游出很长一段距离，到目标身边后，再突然从水底一跃而起，在目标的惊愕中发出得意的大笑。

    水平更高的孩子 – 大多数是男孩子 – 爱在深水区跳水。看着他们助跑、起跳，像鱼一样把身体投进水中，真让人好生羡慕。虽然不敢头朝下扎猛子，但难度系数为零的“冰棍”人人都会跳，也可以一手叉腰一手斜着向上伸出，跳个难度系数同样为零的“茶壶”，或是站在下水的扶梯把手上往下跳，这样难度系数大概可以提高到零点一吧。

    中原夏日的阳光还是颇有威力的，孩子们身上会被晒得火辣辣地疼，还会一层层地蜕皮，人人都是一身健康的金棕色。我不记得谁曾因为怕晒而戴上遮阳的帽子，或是打伞，防晒油更是闻所未闻。当年跟自然的那种亲密关系似乎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八道河水看上去十分清澈，但用作游泳池的水源时，池底却会很快出现一层淤泥，我一直也没想明白个中缘由。后来不知是因为渗漏问题严重，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夏天里游泳池干着的日子好像倒多过了有水的日子，游泳的乐趣也渐渐失去了物质基础了。

    离开灵宝是在深冬，居然没有去游泳池告别一下。几十年光阴荏苒，那承载了那么多快乐记忆的游泳池今天会是什么模样了呢？

　　卫东杂忆之三 -- 课外活动(4)

    最有部队特色的课外活动应该算拉练和夜行军了。

    有一段时间，大人们曾组织拉练，既像野战部队一样，背着背包行军，在野外吃、住、军训，一走好多天，整个驻地都会因此而变得沉寂。我并不清楚这样的活动为什么叫做“拉练”，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吗？

    学大人们的样子，我们也组织过拉练。当然，我们的拉练只能算是象征性的，当天来回，并不在野外过夜。因为不过夜，背包就也成了象征性的了，父母帮孩子准备行装时只需考虑会不会太重，而不必考虑晚上睡觉会不会冷，我记得好像没有谁真的背着沉甸甸的厚被子去参加。我妈妈给我准备的背包更是彻里彻外地象征了一下：那是用一个木棉芯的枕头对折起来捆成的，个头不小，但极轻。虽然内容是象征性的，但形式上却一丝不苟，也是我跟着爸爸，用两根真正的军用背包带扎好的。背包带一根短而宽，用作背在肩上的背带；另一根长而细，用作捆扎。我的枕头背包三横两竖，中规中矩，看上去十分专业。我们的其他装备也相当专业：军用挎包，军用水壶，军用胶鞋，大概只差领章帽徽了吧！

    虽然对准备工作有很清楚的印象，我却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过几次拉练，又走到过什么地方。同去拉练的孩子们谁还记得呢？

    关于夜行军，只记得刚到灵宝后不久的一次，好像还是在窑洞学校时期吧？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但应该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夜行军”！在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心里，这该有多刺激、多新鲜、多好玩啊！

    出发前，人人都要在胳膊上扎上白毛巾。这小小的一抹白色是在黑暗中疾走的同伴间唯一隐约可辨的东西。刚刚集合出发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走出没多远，身后驻地那一点依稀的灯火就淹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所有的兴奋很快就都消失了。乡下的夜是那种十分浓厚、几乎能感觉出重量的黑。同伴站在对面，能够听到喘息，却看不到眉眼，甚至看不到轮廓，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不知道胆子大的男孩子有何感觉，我心里油然而生的只有恐惧，不但有对黑暗的恐惧，更有担心自己会掉队的恐惧。我想，一定是后一种恐惧支持着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匆匆往前走，两眼拼命睁大，紧盯着前面的同伴胳膊上的那一抹白色，生怕它会一下子消失不见了。记得那次夜行军的最后一段路是走在一个涵洞里，远远地看到了涵洞尽头那一点微光，心里突然觉得感动，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离开灵宝后，再也没有打过背包，或是行军，现在即使去野营，也有轻便的睡袋，再不用打背包了。可是，打背包时练出的捆扎和打结的本事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屡屡派上过用处。身为女生，能够把有些男生都笨手笨脚弄不好的活干净利落地做好，心里的得意是很受用的。现在想来，那都是拜卫东时代半军事化的课外活动所赐啊！

　　卫东杂忆之三 -- 课外活动(5) 

    野炊是我在卫东时参加过的最具新鲜感的课外活动了。

    去野炊之前要做许多准备工作：收集当作引火柴用的又干又细的树枝，捆扎起来；每个孩子都要分工回家拿来锅碗瓢盆，以及米、菜等各种食品和油、盐等各种佐料；还要带上一把非常锋利的工兵锨，作为就地挖灶的工具。带去野炊的锅肯定会熏得黑黑的，轮到哪家的孩子带锅，妈妈们事后都要费很大力气清洗。为了增加“野”趣，孩子们会提前一、两天去挖荠菜，带着到山里做。我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跟着同学认识了荠菜的，直到今天，荠菜大概也是我能够有把握地从野地里辨认出来的唯一一种可食用的野菜。

    我一直也不清楚每次野炊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除了一次就在八道河边上，所以水源肯定不成问题外，其他的几次都是在山里。是有人先去踩过点吗？如果不是，如何能确定找到合适的水源呢？我每次都是不问方向，只跟着大队人马走就是，但是那带路的人（是同学还是老师？）可真是高手！

    不记得是哪几位负责挖灶，或是用石头垒灶，只觉得是男生。在野外做一个好的灶要考虑的因素挺多，风向、地势、带去的锅的大小形状等等，这些技巧好像孩子们都是无师自通就掌握了。记得有一次，在山溪中发现了好多小河蟹，给我们的锅里平添了几分真正的野味。可是后来传说吃了河蟹有可能染上什么病，吓得大家谁也不敢再去尝鲜了。

    有一次去山里的野炊印象最深，不是因为野炊本身，却是因为后来发生的插曲。

    时间已是下午，忙也忙过了，吃也吃完了，出发时的负重烧的烧（柴），吃的吃，回去时大家都轻载了，心情也变得无比轻快，结果就乐极生悲了。

    大概是走在回家的路上，带队的老师绷着的弦已经松了。我所在的那一群孩子们晃晃悠悠地跟在后面，与老师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一个岔路口，老师和仍在身边的孩子们向一边走去，后面的这群孩子却已经看不见了，于是漫不经心地拐上了另一边的离家越来越远的路。

    我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周围陌生的景色让大家轻松的脚步变得迟疑起来，终于意识到，我们已经走丢了。那时候可没有什么手机，连手表也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辨认方向的只有太阳。确认了迷路这个事实后的最初几分钟里，也许大家心里都曾有过慌乱，但我能记起的却只有兴奋。

    午后的阳光仍然明亮，这大概也让我们更容易保持冷静，不过我想，弥漫在大家心头的兴奋更多是来自某种浪漫的联想。那些我们从小就浸淫其中的战争和探险故事，那些曾经无数次让少年悠然神往却无缘亲历的种种精彩，无意间引诱着我们，在想象中完成了对场景的置换，甚至对自身身份的置换，心里泛滥着天真却又莫名其妙、大而无当的英雄豪情。

    我已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是如何决定该往哪里走的，也许是太阳的位置帮我们确定了家的大致方向，也许我们知道，只要下了山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只需向下、向下。路走得很艰难，有一个陡坡几乎直上直下。我们的辎重中有一把炒菜用的锅铲，还有校旗的旗杆。在那个陡坡上，我们把锅铲当作铁锹，挖出能容下半个脚掌的一级级台阶，再把长长的旗杆当作扶手，总算所有的孩子都有惊无险地从坡上下来了。

    再次踏上柏油马路的路面，已经是在浓重的暮色中了。我们后来究竟是如何回到学校或是回到家里，老师们和爸爸妈妈们曾经怎样焦急，我都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恍惚记得，我们下得山来，好像曾并排在空旷的公路上横晃，高声大气地又说又笑又喊又唱。清晰地留下的唯一记忆是心里的百感交集，得意、感动、委屈、后怕……以及以后数天里对我们英雄业绩的吹嘘、吹嘘、再吹嘘。

    像以前的所有戏剧性事件一样，关于这次野炊后的迷路，我已分不清哪些是真正发生过的，又有哪些是在自己的反复回味中被夸张变形了的。在城烟沟群山之间那个明朗的下午，我是跟谁在一起享受过我们年少时的英雄梦想的呢？

    另一种生活之一 -- 赵吾村

    我觉得，虽然身在灵宝，生活在部队封闭环境中的孩子们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灵宝人，而孩子们自己也未必真的有这样的身份认同。驻地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们虽是同龄人，但与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来往。孩子的天地是简单的，更是有限的。到灵宝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在我的眼里心里，自己身处其中的823部队就是我的全部世界。现在想来，这样一个世界有点像孤悬于三十多年前贫困闭塞的灵宝乡间的一个大泡泡，泡泡里的一切与远方那座大城市同质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与它周围环境同质的程度。但是，这样一个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却从未进入过我的视野，或者更应该说，我一直对此视而不见，浑然不觉。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个特例。

    让我真正意识到泡泡外面的另一种生活的是赵吾村。

    赵吾村在南朝与川口之间，每次坐车去灵宝县城，在穿过川口大桥之前的某个地方，都会看到那一片低矮的房子。那时候，学校每年都会安排好几次去乡下劳动，割过麦子，收过棉花，还挖过种棉花的所谓“丰产沟”，我和卫东的同学们就是这样走进赵吾村的。

    有一次，我们去赵吾参加挖“丰产沟”。对赵吾的老乡们来说，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娃子”、“女子”（“女”应读第一声），既无干农活的技巧，又无必要的体力，去干活真不知道是帮忙还是添乱。但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识过真正的乡村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还是有点新鲜感的，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

    每天中午，我们会几个人一组，轮流去不同的老乡家里“吃派饭”。我印象里，主人家多是用一个木质长方形托盘端出碗筷和一小碟辣子，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大家去大锅里盛面，然后在石桌边吃。灵宝人喜欢蹲着（圪蹴着）吃饭，即使有凳子，也要圪蹴在凳子上，而不是坐在上面，所以常常没有足够的凳子让我们坐。他们的面条擀得很好，但常常掺有相当比例的豆面，当是细粮不够的缘故吧。

    跟村里的弱劳力在一起干活，很快就认识了两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小姑娘。爱笑的变霞有一张十分秀气的小脸，和一对圆圆的双眼皮的大眼睛。后来看路遥的小说《人生》，说到巧珍的“毛眼眼”，我一下就想起了变霞。另一个小姑娘姓赵（不记得她的名字，姑且叫她赵小丫吧），没有变霞那么漂亮，一双手十分粗糙，说起话来也腼腆得多。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应过来为什么她们会每天跟我们一起干活的，在我那时候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失学”这个概念。那天赵小丫告诉我们她姓赵，但是因为灵宝口音，赵字听上去是介于“愁”和“潮”之间的一个音。反复说了几次都没弄清楚她究竟姓什么，正不知如何是好，她突然说，我也会写字，我会写“赵”，是某某伯教我的，然后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走肖”字（笔者注：应为繁体的赵，但我输不进去，抱歉）。那个写在地上的笨拙的繁体字突然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她会天天在队里出工、收工，也意识到她根本就没有上过学。我记得她的父亲是残疾人，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虽然跟我们年龄相仿，但她的肩上已经早早就压着生活的重负了。

    那天赵小丫还跟我们说起了变霞。从她那里我们惊愕地听到，原来同样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变霞已经订了娃娃亲，有了未婚夫了！我们自己简单的儿童式的思维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娃娃亲这样令人震撼的现实，但赵小丫说起变霞的故事时却毫无疑问充满了强烈的羡慕，甚至有几分令我难以置信的憧憬。“看到变霞穿的毛衣了吧？那就是她男人家送给她的。别的女子都没有毛衣，只有变霞有！”

    从小到大，我不知穿过多少件毛衣。在与变霞和赵小丫相遇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孩子们哪个没有几件毛衣、毛裤、毛背心呢。可是只有变霞的毛衣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多年以后看到沈丹萍主演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沈饰演荒妹），她的姐姐存妮因情投河自杀之前，特意细心地把自己身上穿着的也是家里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挂在河边的树上，好让妹妹能接着穿。泪眼迷离中，我恍惚觉得存妮挂在树上的毛衣正是来自几十年前的赵吾村，来自那个长了一对毛眼眼的变霞……

    因了与变霞和赵小丫的相遇，让我第一次察觉我们在灵宝乡间生活的泡泡本质，第一次知道还有人过着跟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也让我开始意识到，在那个年代里，身为一个出生在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里的女孩，我是多么幸运。

　　另一种生活之二 -- 东风村

    八支队驻地北面的山上就是我们最近的邻居 ---- 东风生产队。

    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东风生产队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因为要上山，所以去一次并不是那么容易。东风的农户大多住在窑洞里，地则好像都是靠天吃饭的坡地。每逢农忙，比如麦收季节，八支队的大人们都要花几天时间去帮忙，我们学校的学生也都会停课，跟着大人一起去。

    第一次麦收停课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第一次看到镰刀时，对它的形状十分惊异，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在著名的镰刀斧头标志中见惯的样子。记得学校规定只有高年级的同学才有资格得到一把镰刀，去参加割麦子，低年级的同学只能在已经割过的地里捡麦穗。尽管拿到镰刀的大孩子们一天下来没有谁手上不磨出几个泡的，但我现在记得的只有因年级不够线而不能动镰的沮丧。麦收参加得多了，也体会过手掌上水泡的痛，逐渐没有那么激动了，但置身于麦田里，还是会唤起某种关于收获的原始的喜悦。

    在部队孩子的眼里，部队每年帮助东风队麦收，是拥军爱民的一个例子。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同样的场景背后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故事。从来灵宝到离开，我一直以为城烟沟就是八支队和4145工程指挥部的驻地。我从未想过，在我们到来以前，这里本来是有人住的，而这些人是因为我们才不得不舍弃他们临水的家，搬到山上去的。其实，只要我们肯去看，那些原来的居民留下的痕迹比比皆是，比如我们的窑洞学校最初的校舍，又比如八支队的大核桃树。

    在八支队排球场边上那个土台子的一侧，有一棵核桃树，旁边不远还有同样的一棵。树干很粗，要两人合抱（不过也可能被孩子的记忆夸张了？）。巨大的树冠像是给那个小小的土台子撑起了一片绿伞。每到核桃成熟的季节，都会有无数果实落在地上，再自己慢慢烂去。八支队的驻地内外好像后来也陆陆续续种了些树，但这两棵大核桃树跟那些小树却完全不同。核桃树不很高，所以并不让人觉得挺拔，但它们身上透出某种沉默的沧桑感，无言地见证着这条沟里发生的一切。听说当年沟里的人们被迁往山上时，这两棵树本来也是要被砍倒的，就像沟里其他的一切一样，都要被清除掉。是这个村里的老人反复求情，才被保留了下来。

    我不知道在沟里的村民被迁往山上之前，那里是否已经有了一个自然村。刚刚知道“东风”这个响亮名字的时候，心里就曾有过一丝讶异，因为它与其他名字（川口、涧口、焦村、苏村、南朝、赵吾……）如此地不同，我们周围看到过和听说过的地名中，似乎没有哪个村子拥有这样一个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知道了城烟沟原住民的事情后我曾猜想过，也许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恰恰透露出了这个特殊村子的短暂而又特别的历史？

    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象那些被迁到山上去的老乡们的感觉。一天劳作之后，他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在夜幕四合时分眺望山下的老家？那曾为大树求情的老人可有在暮霭中辨认过大核桃树的轮廓？在那样的时刻，他们心底浮出的，是再不能在树荫下歇息的无奈，还是大树未倒的欣慰？他们又是如何看我们这些闯入者的？也许，他们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把一切都当作命运来接受，而如我这样吃饱撑着的人才会作此无病呻吟状？

    在我离他们很近的那些年里，他们在我的世界里完全不存在，我也从未有过任何了解他们的愿望。而现在，我离他们很远很远，儿时的记忆却会执拗地提醒我他们的存在，心里也有某种想要了解他们的愿望。只是我知道，这种愿望大概永远只能是愿望而已了……

　　另一种生活之三 -- 吴家村

    后来我才知道，像赵吾村这样的地方其实应该算是当地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的了。毕竟它就在通往县城的公路边上，尽享交通之便，离八道河又很近，因此并无这里山区常见的缺水之忧。赵吾村种了那么多棉花，好歹这也是所谓“经济作物”，而“经济作物”就不仅仅是口粮，那是可以换来现金的。

    令我对部队周边乡村状况有更深感性认识的是山里的吴家村。

    坦率地说，我对吴家村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我甚至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吴家村”是不是这个位于群山之间的小村子的名字，也完全想不起来它与城烟沟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我们这一群没有多少战斗力的“麦客”又是在何年何月跟着哪位老师去了这样一个偏僻的村子帮忙收麦子的。

    可是，在与吴家村（姑且还叫它吴家村吧）相关的记忆中，却有几个异常清晰的画面。岁月磨蚀并没有让那些遥远的画面变得黯淡模糊，恰恰相反，因为若干无关紧要的背景被时间所过滤，它们反而带上了某种木刻般的效果。我想，这一定与当时这些画面第一次被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所感到的震惊程度分不开。

 

　　画面之一：病人

    在吴家村接触到的第一个人是那里的队长（？）。对他的相貌我已没有丝毫印象，但却永远记住了他的步态 – 因为他是一个大骨节病患者。在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像他那样正当壮年却步履蹒跚的吴村人，心里的震撼真是无法诉诸言语。从时间上算，那时候关于地方病的传言应该已经让我们对大骨节病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看到身受其苦的病人在你眼前，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所造成的强大视觉冲击与仅仅耳闻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们知道这是与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关的吗？为什么他们不离开这里？无数的疑问曾经在孩子心头翻腾，但几天的麦收一过，所有这些疑问也就都被放下了。那是某种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的记忆，我想，对大多数我当时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本能的反应大概都是恨不得根本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吧？

 

　　画面之二及画外音：麦地与祖籍

    到吴家村后的第二天一早，跟着那位步履蹒跚的队长去地里割麦子。翻山越岭地走了很久很久很久，才终于到了我们要干活的地块。跟我已经在东风、南朝和赵吾见识过的麦地完全不同，这里的地坡度很大，虽然已是麦收季节，但麦子稀稀拉拉，又细又矮，真像后来在什么小说里看到过的描述 – 瘌痢头上的几根头发！这样的收成难道能够养活他们吗？

    从闲谈中我们得知，他们并不是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而是从安徽逃荒过来的。难怪，如果不是这种荒凉贫瘠的地方，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历史悠久的省份，应该早就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吧？

    逃荒这个词在我们接受教育的年月里经常出现，那代表着旧社会的苦难。可是吴家村人告诉我们的逃荒到此地的时间却不可能算到旧社会去。对这样的困惑，我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选择了屏蔽，也许对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屏蔽是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了吧？

 

　　画面之三：水源

    在吴家村，从小就用惯了自来水的城里孩子最难以适应的事情大概就是缺水了。后来在某些关于西北的电影里还看到过更恐怖的缺水惨象，但在当时，吴村的情况已经让我们十分震惊了。我记得全村人的用水都依赖一股极细的泉水。那一根丝线般的纤纤山泉一路婉转，流进一个并不很大的坑里，村里人就到这里来取水。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这种水贵如油的地方，那个作为全村水源的坑在吴家村人的生活中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而我们这么一群不懂生活艰辛的孩子却曾在坑边嬉戏，我们在那几天里用的水不知超过村人平时用量的多少倍！直到现在想起来，也还会为自己和其他校友当时的行为汗颜不止。

 

　　画面之四：葬礼

    在吴家村的几天里，无意中目击了一次乡村葬礼（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些纯粹的旁观者来说，并不关心死者是谁、有什么生平事迹和多少后代，但那奇特的送葬行列和人们古怪的服饰却在我关于吴村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十分特别的画面。

    民间传统的葬礼本来是乡村世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那个革命年代里，其实已是难得一见的事情了。可是居然在这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会如此突兀又如此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样子一定可以用呆若木鸡来形容。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文革早期的大字报上看到过“披麻戴孝”这个词，是吴家村那些披麻戴孝走在送葬行列里的村民让我明白了这个词本来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吴村地处穷乡僻壤，所以这样的葬礼形式才没有像别处的“四旧”一样被扫荡一光吧？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之一 ----“旧风俗”啊！

    多少年来，在我的心里，关于葬礼的奇特景象叠印在吴家村贫困、污浊、病痛的面容之上，让那些充满苦难的画面有了某种温暖的色调。那里的生命在外人眼里可能卑微、无足轻重，但他们的葬礼同样有着仪式的庄严。或许仅仅是因为无知，他们罔顾那个年代的革命喧嚣，在他们贫困的几乎被世界遗忘了的小村里，沉着地 ---- 或者可以说是固执地 ---- 按照祖先的方式向死者做最后的致敬。现在的我穿过近四十年的时光回望吴村，我真不知道骨子里究竟是谁更有文化 ---- 是我们这些因为见多识广、生活优裕而充满优越感的幸运儿，还是他们，那些披麻戴孝的吴村乡人们？

　　关于时尚

    说到三四十年前的时尚服装，年轻一代可能会暗自发笑。也难怪，就像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的一首讽刺诗里说的，“首长治下男女，服色一律灰蓝”。对生活在军队环境里的人们，应该再加上国防绿。可是，对于在那个时代度过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追求时尚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服装还是发型，区别大概只在于当年时髦服装发型所折射的时代特色而已。

    部队子弟喜着军装，自不待言。但我记得，对于军人服饰的追捧仅止于衣服（也许这只限于女孩？），从来就不喜欢那结实但却造型呆滞、透气性极差的军用胶鞋（又名解放鞋）。我早就听说，军装是用当时十分先进的立体剪裁方式剪裁缝制的，所以不容易像一般的衣服那样叠得平平整整，但穿起来却格外合体。在当年绝大多数肥大平直的服装中，军装凹凸有致伸缩有型的设计更能显出女孩婀娜的腰身，且无被批为资产阶级“臭美妞”之虞，所以我猜是否可以说，军装受到青睐也体现了我们某种的“臭美”本能？

    那时候的孩子们都穿布鞋，几乎没有人有皮鞋，即使有，也没有人穿，皮鞋太资产阶级了！但女孩子们似乎都不屑于穿那种专门为我们设计的系带的方口布鞋，却对俗称懒汉鞋的松紧口布鞋青眼有加，尤以北京特有的白塑料底黑皮边黑色灯芯绒面的懒汉鞋为上品。刚到灵宝时年纪还小，对于时尚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只是跟着大孩子们人云亦云，我就一直也没弄明白，棕塑料底的懒汉鞋为什么就不够酷。不过，时髦有时候不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可讲吗？

    70年代早期，城烟沟里几乎所有女孩子的发式都是两条编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子，差别只在于长短，也许还有两条辫子的间距。而且，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非常坚定地拒绝刘海。在我们中间，刘海有一个充满蔑视意味的名称 ---- 屁帘儿，那原本是北京人冬天里为还穿开裆裤的小小孩围在腰间的棉垫的名字，其功能是保护小小孩暴露在棉裤外面的小嫩屁股不致着凉，不知是如何与刘海发式连在一起的。那时候，大家都把头发梳到脑后，露出我们年轻光洁的额头，很长时间以后，对屁帘儿的集体抵制才有所松动。我的不愿前额有任何头发覆盖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的，这个习惯跟着我几十年，直到今天。

    多年以后想起对刘海的拒绝，我对原因有两个猜想，在这儿说出来，也好就教于各位同龄人：

    文革时，特别是文革早期，女孩子不管是自觉自愿、懵懵懂懂，还是无可奈何，都需要尽力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着装力求中性化甚至男性化，言谈举止力求刚硬甚至粗鲁，而刘海则与这样的追求背道而驰，自然会遭遇抵制，这大概是第一个原因吧。

    第二个原因则似乎与部队子弟无时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有关。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公平地说，这种不同并不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比如在北京时，我们居住的大院凭出入证才能进出，换句话说，只有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孩子才能到家里玩，这客观上限制了我们跟其他不同背景的孩子们的来往。但是，文革中部队的特殊地位似乎强化了我们心里的优越感，不管在意识层面还是在潜意识层面，我们这样一群人总会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鄙视在其他女孩中十分普遍的刘海。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无辜的刘海就这样在很长时间里与我们中绝大多数女孩无缘。其实如果留起刘海，至少有一些女孩的脸会显得更妩媚吧？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文革开始后已经绝迹数年的裙子又开始出现在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城烟沟的时尚风气与北京几乎同步，似乎一夜之间，各种花色的裙子又回到了女孩子们的身上，两把小刷子也变成了最时髦的发式。

    那时候，城烟沟里曾经主办过一次整个国防科委系统的运动会，需要一群女孩子作为礼仪小姐，举着牌子，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为每个队入场做前导。这个差事当然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的卫东女孩肩上。记得她们好像是穿白衬衫，花裙子，每个人都是齐刷刷的两把小刷子，青春气息逼人，不知吸引了多少少年目光！那时候我已超龄，没有那份荣幸亲身体会礼仪小姐们的骄傲，只能故作矜持，假装漫不经心地向那些平时不屑一顾的小丫头们打探情况。今天，那些当年的礼仪小姐们的女儿都应该已经超过她们那时的年龄了吧，在她们跟自己女儿的悄悄话中，可曾说起过多年以前在城烟沟里那被众人瞩目的一幕？

    儿时乐趣之二 ---- 流行趋势种种

    在当年的城烟沟里，当然从来没有哪家权威机构定期发布流行趋势，也不会有什么媒体传播时尚新闻，但回想起来，还是有各种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时候流行于孩子们中间。这些时髦的事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流行时人人皆争先恐后，流行过后则再也无人问津。我常常搞不明白它们是如何开始流行、达到全盛，又是如何过气的。在《儿时乐趣之一》里写到过的养蚕算是一例，再信手拈来几例：

    刻剪纸

    刻剪纸似乎是女孩子们从北京带去的时尚，因为我记得在北京时我就已经开始做这件事了，当然是以革命的名义。69年初，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我当时在读的五一小学曾要求学生们做所谓的“忠字品”以迎接九大，就是以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之心为主题的手工艺品。那时候，有人用废电影胶片做毛主席像框；有人在塑料窗纱上用彩线绣毛主席像，方法与现在又开始流行的十字绣完全相同；还有人在事先打好的底稿上用锯末粘出毛主席像……各种花样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撇开意识形态部分不提，做手工艺品本身倒是件让人兴趣盎然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会了刻剪纸的。之所以叫“刻”剪纸，是因为这样的剪纸不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而是用竖着使用的刻刀，或是大人刮胡子用的又薄又锋利的小刀片，一下一下刻出来的。

    不记得城烟沟里流行刻剪纸是在什么时候，但那时候我们刀下的剪纸已经几乎见不到充满强烈革命色彩的图样，更多的都是花鸟鱼虫等更为传统的题材了。这些图样或飘逸灵动（如萱草），或对称规整（如花瓶），或充满童趣（如各种小动物），在一个又一个孩子手里传递，反复拓印在彩色的蜡光纸或普通的白纸上，仔仔细细地刻下来，并被自己和他人欣赏。遥想当年与刻剪纸有关的种种温馨画面，我忍不住心生疑惑，这些剪纸图样都是来自哪里？这些漂亮的剪纸，以及刻剪纸的整个过程，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润物细无声地发挥着某种美育的作用，培养着孩子对美的感受力，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对谁说声谢谢。

　　玻璃丝编织

    细细的半透明的塑料绳本来大概是女孩子用来扎辫子的，北京孩子俗称玻璃丝。用玻璃丝编东西是另一个曾经在女孩子中流行的手工艺活动。实心的玻璃丝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手巧的孩子（如我班上的一个女生）可以用它编出许多东西，如小狗、花，等等。我也曾经学着编过一条钥匙链，还用了挺长时间。

    还有一种空心的玻璃丝。把粗细不同的空心玻璃丝剪成一小截一小截，再套在一起，可以当作花瓣。用细铜丝把几个花瓣固定在一起，就做成了一朵小花。多花一点时间，甚至能做出一个小小的花园来。

    画小人儿

    自己画小人儿，或是收藏几张别的高手画的可爱的小人儿，也是许多女孩子都曾热衷过的事情。记得我们曾在一位学姐那里挂号排队，等着她逐个为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下四个眉眼发型各异的小人儿头。她画的小人儿头或浅笑盈盈，或憨态可掬，从来不重样，也可算作城烟沟的土产卡通漫画了。受她的影响，我有一阵也迷上了画小人儿，爸爸曾把我的大作在家里花花绿绿贴了一面墙，可惜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

　　收藏

    人对收藏的癖好源远流长，不论在什么年代或什么地方，差别仅仅在于收藏品因时因地而异吧。在文革早期，北京的孩子们曾经流行过收藏印着“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小纸片，大家聚在一起互相比较并互通有无。这些“最新指示”小纸片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本来意义，持有者完全是从色彩、字体、版面设计等等因素来进行评价并决定如何交换。那时年纪小，对此一无感觉，但后来想起当年的情景，荒谬感不禁油然而生。

    孩子手里的收藏品五花八门。糖纸是女孩子偏爱的玩意儿，男孩子则爱攒烟壳，用它叠成三角形的样子，然后在地上拍。我一直也不太清楚这种游戏的输赢规矩，只帮我邻居家的男孩收集过烟壳，什么黄金叶呀、大前门呀等等，而他则帮我收集过糖纸。有一次，妈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去补我的塑料雨衣，急切中从我收集的那些宝贝糖纸里拿了几张透明的当了雨衣的补丁。我事后发现了，心疼得大哭了一场。

    也曾一度攒过一点邮票，并且为了让那些小纸片在我的小本子里显得更整齐更好看，小心翼翼地把一些邮票的齿孔边都给修剪整齐了。大功告成后拿去向爸爸炫耀，让老爸哭笑不得，从此放下了集邮的热心。那些邮票若是留到今天，都是让集邮人士趋之若鹜的宝贝呢。

　　打扑克

    扑克在文革早期完全绝迹，大概这东西带着过于强烈的闲散颓废气息，与革命太不相干了吧。不记得什么时候市面上又开始出现扑克的，但还记得在重新现身的第一副扑克牌的J、Q、K、A上，不是帝王将相的传统设计，而是不得要领的风景图案。

   无论图案采用什么样的设计，扑克的功能还是一样。自从有了扑克，孩子们常常聚在某个人家里大战。简单的如“争上游”、“51分”、“憋七”，对人数没有限制；复杂一点的如四个人分成两伙的“打四十”，又名“升级”。假期里有时候四个人从上午就开打，直到爸爸妈妈快下班了我们还在酣战。

    我爸不喜欢玩扑克，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孩子为打扑克痴迷。如果我要招人到家里来开战，妹妹就会充任我们的哨兵。远远看到老爸从工号里走过来的身影，马上启动预警系统，我们就立刻行动，或收拾作案工具并妥为隐蔽，准备警报解除后再战 ---- 这常常是中午时的情景；或做鸟兽散 ---- 这则是晚上下班时分的事，因为一个老爸回来了，常常意味着所有的老爸都回来了，我们也就该撤了。

    说来说去，差不多都是流行于女孩子中的事情。那时候年纪小，还没开窍，从未好好注意过什么是男生们中时髦的。当我们在忙着刻剪纸、画小人儿、编玻璃丝花时，男孩子们都在干些什么呢？

　　电影内外的世界之一

    从它诞生的时候起，电影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能让无数人为之着迷的玩意儿。来自哪个国家、属于什么种族、操何语言、信仰某种宗教或干脆是无神论者，这些全不重要，电影里那些或慷慨高歌或浅吟低唱的故事都会把你攫住，当然这说的是好电影。不过，内容深刻是好电影，故事编得荡气回肠又何尝不是好电影呢。讲述战乱中阿富汗女子悲惨生活的小说《灿烂千阳》中，曾经提到过《泰坦尼克号》在满目疮痍的喀布尔上映时人们是如何痴迷，可为电影的魔力做一个注解。

    我对电影的早期记忆是与大操场上拉起的幕布连在一起的，进电影院都是不知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电影当然在劫难逃，于是在我到了能自己看懂电影的年纪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多少电影可看 ---- 文革前拍的电影几乎全都不幸沦为“毒草”了。

    我在文革早期看过的唯一一部文革前的片子是木偶片（？）《小铃铛》。那时候还住在北京，是暑假活动中组织大批判，当作坏电影看的，看完还要写批判稿。大概因为是“坏电影”，不能在大操场公开放映，所以是在11号院的小礼堂里放的。小礼堂在大人们工作的地方，平时孩子们都不能进去。借批判《小铃铛》的光，那是我唯一一次走进那个在孩子们心中充满神秘色彩的院中院，不免有点过于心潮澎湃。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对电影情节一丁点也不记得，更不记得之后的批判稿是如何交的差了。

    说文革前的电影“几乎”都是毒草，而不是“全” 都是毒草，是因为还有几部片子不知何故被网开一面，那就是鼎鼎大名的“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因为没有别的电影可看，三战都被一遍又一遍地看过，哪个地方会有哪句让人捧腹的台词，大家全都了然于胸，到时会齐齐喊将出来，那种大范围的默契真可算是文革中看电影的独特风景。

    平心而论，这几部片子里还真的是有些出彩的演员。

    冯喆在《南征北战》中演男一号高营长，虽是军人，有股不动声色的冷劲儿，却又透着几许书卷气。冯喆还主演过《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桃花扇》等多部影片，不管是土八路、职业警察，还是古时候的翩翩佳公子，都带着他独特的潇洒。看《南征北战》时，老觉得不忿，为什么才让他当个营长！多年以后才听说，冯喆虽然是个才华横溢的演员，婚姻却不幸，而且早在我们到城烟沟以前的1969年6月就已经被迫害致死。当我在70年代早期一遍遍看《南征北战》，并为银幕上的高营长而倾心时，他却已隐入文革期间无数冤魂之中久矣！

    《南征北战》中最让人难忘的反面人物当属傲慢骄横的张军长。片中的项堃一身戎装，威严，挺拔，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傲视一切的牛气。项堃的命运比冯喆好得多，挺过了文革，可是他在四人帮倒台后新拍的片子《玉色蝴蝶》中强扮少年的形象实在惨不忍睹。我倒宁愿记着张军长的英俊，尽管那应该是个坏蛋。

    另一个让人难忘的坏蛋是《地道战》里刘江演的那个鼓着两只大眼睛的汉奸汤司令，后来他又在文革后新拍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演了另一个著名坏蛋胡汉三。卫东的孩子记着汤司令其实另有隐情，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对老师多有不恭，现在可不会了。

    “三战”给我们贡献了许多经典台词，比如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各个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儿”，“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等等等等。这些台词就像是某种帮会中的黑话，是时代在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列宁曾有一段盛赞《国际歌》的话，说是“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把革命导师的教导小小篡改一下，我也可以不夸张地说，一个在70年代度过青春期的孩子，不管他来到什么地方，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外乡人，口音不同，举目无亲，远离故土，他都可以凭对这些黑话运用的熟练程度，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地辨认出同代人，并为自己找到知音。不知各位以为然否？哈哈！

　　电影内外的世界之二

    记得在各大制片厂又开始拍故事片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拍成电影的样板戏是银幕上彩色电影的主打类型，另外还有一点所谓的美术片，包括动画片、木偶片等等。在举国大看、大唱、大演样板戏的年代里，一个样板戏电影会被反复观看多遍，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样的片子，大家几乎可以从头跟着唱到尾。段位更高的主儿则能跟着唱下来《海港》和《奇袭白虎团》，这就是比较值得一吹的本事了。后来这些戏又出了升级版，能把1.0 电影版里没有的后加唱段唱下来又成了炫耀的新内容。其实许多样板戏文革前就已经有原型，不过为了图方便，我还是姑且把文革中拍的彩色片叫做1.0版吧。

    我一直觉得，那几个样板戏中的唱段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流行歌曲，尽管应该说是强制性地流行起来的。在那个海绵般吸收一切的年纪里经历了这样的强制性流行，让我们几乎人人都成了现代京剧的临时票友。而在我身上留下的临时票友后遗症就是，即使多年以后再听到那些熟悉的调调儿，虽然分不清什么西皮、二黄，但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哼，那些已被埋藏多年的唱词也会顺顺溜溜从嘴里滑出，尽管心里会因为那些唱词而泛起强烈的荒谬感。

    样板戏的强制流行有时也会衍生出一点意想不到的悲喜剧。有一阵有一个人四处作报告，据说是1.0版《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战友孙达德的原型。那时候，城烟沟也曾有幸被此人光顾，连卫东的学生都跟着去听过他的报告。记得他操着跟本山大叔差不多的东北口音，眉飞色舞地讲他跟杨子荣当年一起剿匪的种种故事，比起那个时候的绝大多数报告来说要有意思多了。可是很快又听说不许这人再作报告了，好像正式的说法说他是骗子，但也有人说，他被封口是因为他的报告太缺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提炼，有给样板戏抹黑之嫌。后来的《智取威虎山》升级版中，孙达德的名字倒真被改没了，变成了什么申德华。这位杨子荣的战友因杨和《智》剧而荣，又因杨和《智》剧而损，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经过66年到73/74年长达七、八年的空白，文革中首次再拍的第一批故事片终于问世，记得有《火红的年代》、《青松岭》、《艳阳天》和《战洪图》。这几部片子好歹让看了多年样板戏的人们有机会换了换口味，所以当时还是挺兴奋的。但坦率地说，四个片子其实完全是用同一个阶级斗争加路线斗争的模子套出来的：

    所有的党委（支部）书记都时刻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儿，总是能高瞻远瞩，指出正确的方向。可是总分身乏术，于是所有的只顾生产不辨方向的厂长（生产队长）总有机会执行错误路线。最重要的是总会有某个长得獐头鼠目的暗藏阶级敌人趁机搞破坏 ---- 在《火红的年代里》有个反革命分子应家培往高炉里扔了什么东西；《青松岭》里的钱广是个漏网富农，戴一顶皱皱巴巴的小帽（后来人称钱广帽），有马戏团驯兽师的本事，把马驯得一看见那棵老树就要惊车；《艳阳天》里的反革命分子马之悦更厉害，都已经混入党内了，而且还想杀人家肖长春家的孩子；《战洪图》里的坏蛋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在大洪水的威胁下他说“下吧，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好像那大水长眼睛，只淹别人淹不着他似的。主人公不用说一定是浓眉大眼的俊朗模样，但总会被糊涂的厂长或生产队长弄得挺倒霉，不过总能从毛主席著作中获得精神力量，并在关键时刻得到党的书记的支持，让暗藏的敌人阴谋暴露，最后大获全胜。

    这样完全脸谱化、概念化的怪物放到今天，让从未有过体验的人偶尔看一场，或许也会产生某种雷倒一大片的喜剧效果，但对当年已饥渴多年的观众来说，来来回回咀嚼同样的漏洞百出的故事，能够提供的艺术享受实在有限。

    抛开那些味同嚼腊的故事不提，对看过文革前电影的大人们来说，有一大乐趣是在屏幕上看到早已熟悉的明星们。记得看了这些片子后，曾听老师们兴致勃勃地说起于洋、郭振清等文革前就已经响当当的名字，孩子们也忙着记下谁谁在哪个片子里演了什么人物。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对影星和与之相关的明星文化最早的认识。

    不过，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明星魅力的电影并不是这几个片子，而是稍后上映的由王心刚主演的《侦察兵》。那时的王心刚堪称中国影坛第一帅哥，他身着戎装英气逼人的形象不知迷倒了多少姑娘（以及尚未成年的小姑娘！）。从《侦察兵》开始，在文革前的电影逐渐解禁后，我又看了他主演的《海鹰》、《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片子，基本上是只要有王心刚，无论故事本身如何都必看。当年没有什么粉丝团，如果有，我相信王心刚的粉丝团一定是最为人多势众的。

    与电影伴生的另一大乐趣则是对电影插曲的迷恋。随着阿、朝等国电影的进口和新故事片的上映，样板戏唱段的强制流行终于结束，接踵而来的是各种电影插曲的流行。那个时候，许多女孩子都有自己的歌本，通常是比一般的作业本更像样一点的笔记本、工作手册什么的，里面收集了辗转传抄来的各种电影插曲。当时还未曾解禁的那些文革前电影的插曲，如《红珊瑚》、《红梅颂》等等，也不知都从什么地方慢慢冒了出来，在孩子们中间流传。

    朝鲜电影中的插曲多为3/4拍，旋律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大受青睐，像《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姑娘》、《南江村的妇女》等片子中的插曲都曾被孩子们认真地从一个本子抄到另一个本子。相比之下，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歌曲或许因为节奏、旋律都更多变，且与中国歌曲差别更大，似乎就没有那么流行，尽管现在想起来，像《赶快上山吧，勇士们》这样的歌曲的魅力仍然不减当年。

    近年来卡拉OK大盛，我有时也会跟着凑热闹，但每每望点歌本或点歌机兴叹：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青春期流行的承载着我们儿时快乐的老歌现在大概多半已经淡入历史云烟中，还会有多少人仍然记得并且怀念那些老歌呢。

　　电影内外的世界之三

    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产故事片因文革而完全停止生产长达七、八年之久，文革前生产的片子也没有被解除禁令。那几年银幕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故事片，除了三战以外，差不多完全是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片子的天下。在那一段时间先后进口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宁死不屈》、《创伤》、《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勇敢的人们》、《脚印》等等。

    虽然在那首广为流传的关于文革中电影的打油诗里，阿尔巴尼亚电影被冠以“莫名其妙”的负面标签，但仍然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片子。这也许是因为这些电影浓郁的异域风情，即使是赶个马车，他们也威风凛凛地站在马车上，一手挽缰，一手挥鞭，整得像开什么坦克装甲车的感觉似的，不像俺们这疙瘩的车老板，歪坐在车边，双手缩在袖筒里，感觉就是个赶马车的。

    尽管阿尔巴尼亚是个穆斯林国家（这一点我当年当然完全不知道），在欧洲国家中风俗、服饰都相对更为保守，但在文革期间笼罩全国的荒谬的禁欲气氛中，影片里人们（尤其是女人们）的生活和服饰还是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听说当年我们看到的那些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中文版与原版相比有不少删减。我想，我们这些地处遥远东方的友邦观众给阿片打上“莫名其妙”标签的原因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影片的水平，以及观众文化背景和观赏习惯的差异，那些审片大员根据异性接触程度、女性衣着暴露程度等等原则来剪片，不可能不破坏故事的完整性。

    这些片子中有多部是二战时期的故事。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从中国以外的视角讲述二战的作品，而我对各种反映二战作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热衷大概也可以说是发端于那些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黑白电影吧，尽管那时候基本是处于看热闹而不是看门道的层次。

    在这些片子里，我对《宁死不屈》的印象最深。多年后在网上曾看到过这样的评价，说那是在那个年月里娱乐因素最为齐全的电影 ---- 美女游击队员，美女中学生，美女被酷刑拷打，衣衫不整发丝散乱，最后还有绞刑。虽然考虑到《宁死不屈》真实的故事背景，这样的评论口气有点对当年那两位从容就义的女英雄不恭，但纯从电影角度看，还真有点道理。片中有许多两位女主人公被抓后受刑的镜头，给了当时还在童年的我十足的恐怖和震撼，以致多年以后某些片断仍能在脑海中清晰地重现。

    阿片也留给了大家许多津津乐道的台词。《海岸风雷》中有一个镜头，那一家子里做了坏蛋的那个人（不记得叫什么了）走投无路时要从地上捡钱，结果被诱他上钩的人踩住了手：“XXX，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这话不知被孩子们用过多少次，每次都会带着心怀叵测的表情和故弄玄虚的语调。《宁死不屈》中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也是重复使用率极高的经典。当然，还有那在多部电影中都出现过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切口。

    也许这些阿尔巴尼亚电影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优秀作品，对此专业影评人士肯定有许多高见。可是我一直觉得，对于文革期间长大的少年而言，在精神世界的大饥荒中出现的这些来自遥远异国的黑白电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带点“莫名其妙”味道的电影给那个自我封闭的乏味世界拉开了一道缝隙，让想象力还能有成长的空间。就因为这个，我感谢阿尔巴尼亚电影。

    大约是90年代初吧，曾看到过一首名为《第八个是铜像》的诗。我已不记得谁是这首诗的作者，但可以看出他／她显然是我的同代人，而且有着类似的生活轨迹。那些曾经打动过他／她的东西也曾经打动过我，他／她对阿尔巴尼亚电影情有独钟的记忆在我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于是抄了下来。在写这篇博文时很做了一通翻腾，终于把那张十几年前的小纸片找了出来。我把它附在下面，希望各位也像我一样喜欢这首诗。

 

《第八个是铜像》

（作者不详）

 

多年以后

又挤在一起喝酒

灯光像往事一样幽暗

适合回忆

一谈起童年

我们就想起了阿尔巴尼亚

 

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

我们的经典就是《第八个是铜像》

那时候

没人说古德毛宁或好阿游

那时候

你一说消灭法西斯

我就说自由属于人民

 

这个暗号使我们的见面神圣而亲密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

 

关于《第八个是铜像》反反复复的话题里

无师自通的我们很早就很先锋

玩过了结构主义也玩过了意识流

虽然那个春天

我们贫乏而寂寞

甚至还不太明白

在妈妈生下我们的壮举中

爸爸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今天

爷爷奶奶可以在魂断蓝桥上一路平安地温情脉脉

爸爸妈妈的红莓花儿可以在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尽情开放

至于弟弟妹妹

他们的花样太多忙都忙不过来

 

可谁还会提起我们的童年

就像谁还会提起《第八个是铜像》

 

某些日子

上下两代都很难理解

这种感觉使我们孤立而团结

就像当年的北京和地拉那

 

多年以后

你开始使用一种资本主义的货币

而且还将获得那个帝国主义的国籍

可有些时候

比如今天

你还是会想起我们的铜像

想念我们的阿尔巴尼亚

 

烟抽完了

酒也喝得干干净净

你站起来伸出手说

消灭法西斯我要出发了

我说自由属于人民你要多保重自己

像目送出海的渔夫

我看着你的背影远去

 

今晚

我们的童年

是一部黑白电影

开蒙

    其实这一篇写的并不是在灵宝的事情，而是去灵宝之前在北京时的几年小学生活。不过，后面想写的跟读书有关的事情是自此而始，所以就顺手把它写下来了。

   过去把孩子初入学堂开始学习认字写字叫做开蒙，这个词儿真是说得妙，认了字，可不就是把孩子从混混沌沌的“蒙”中给拎出来了？认了字，就能够读书，而能够读书，那就不谛有了一条通向自身经验以外的广大世界的路，沿着它走下去，至少在理论上，有无穷的可能性在前面等着呢。

    66年夏天离开幼儿园后，我和我的同龄人本该在当年9月开始上学，小学却因为文革而在那一年里关上了招生的大门。我不知道那一年我是如何混过去的，既不用去幼儿园，也不用去学校，爸爸妈妈们都在忙于革命，连晚上都常常不在，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反正在我们那个外人禁入的大院儿里也没有任何安全问题，连吃饭都有食堂可以依赖。要是不觉得每天的日子都是阳光灿烂才怪呢。

    总算在67年进了小学。记得刚一入学，学校就把我们按照岁数分成了两个年级。我们这些应该在前一年入学的孩子一下子就变成了二年级，不必被大孩子们蔑视为“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了，尽管我们还什么也没学过。

    现在回想在北京那几年的语文课，或是跟语文沾边的东西，能想起来的尽是毛主席语录和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完全没有什么与小学低年级孩子的年龄和理解能力相适应的内容。在五一小学的那几年，正是文革中最疯狂的时候。折射到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满篇尽是口号，“万岁”尤其多，“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等等。

    相比之下，老师写的大字报比这些口号的可读性稍高，至少能学点新词儿。以前提到过的“披麻戴孝”最早就是从五一小学老师们的大字报上看来的，还有什么“涂脂抹粉”、“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某某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不一而足。有一次我写批判稿，也照葫芦画瓢用上了“涂脂抹粉”，让我邻居家的阿姨大为诧异，不知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从哪儿学来的这种词儿。

    然而，无论课本多么乏味，认字本身还是让我快乐。对写字的热情就小多了。记得有一年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里，有一项是要每天抄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了少写字，我专找字数少的语录来抄，比如“认真搞好斗批改”、“要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等等，有一天甚至只写了两个字：“多思”，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毛语录。开学后交上作业本，老师大为不满，在班里点名批评，专门提到了“多思”。我负隅顽抗，明明是自己偷懒，却狡辩说，那天要写批判稿，抄了“多思”是理论联系实际。老师气懵了，马上反问我“认真搞好斗批改”是联系了什么实际，我顿时没词儿了。不过现在回想，其实老师还是挺厚道的。他不满意的仅仅是我的偷懒行为和事后的狡辩，如果给我上纲上线，那可就该惨了。

    另一件让人烦的事情是背书。记得那时候有个人人都必须过关的任务，就是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平心而论，这几篇东西至少比当时的语文课本的内容更有意思，但对八、九岁的孩子来说，仍然味同嚼蜡，却又不得不嚼。

    多年以后我自己的孩子开始上小学，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他们的小学生活，并且记下过一些感想。感慨之余，无法不想到我和我的同龄人在我们的小学阶段失掉了多少快乐，那些本来应该属于所有那个年龄的孩子们的快乐，那些被文革剥夺了的快乐。

    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之一

    从小到大，有过不少让我着迷的事儿。但细细想来，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一以贯之多年来热情从未稍减的嗜好唯有阅读。

    如果用动物的食性来描述我的阅读口味，我想在那些年里，我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杂食性动物，就像猴子，不论精粗，不管荤素，赶上什么吃什么。这样的口味其实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人不能选择时代，在文革中走进小学校园的孩子注定要面对精神世界的一片荒原。然而，就像那时大批判文章中经常会出现的一句形容“阶级敌人”的套话所说的一样，那些贴上了反动标签的书就像“屋檐下的大葱，皮焦肉烂心不死”。在那些书里，写书的人们用文字展示人类文明、展示人性的美丽和丑恶、生命的快乐和苦痛、生活的平凡琐碎和激越飞扬，文字产生的魔力能够让读到它的人暂时离开那些假话、空话、套话构成的无趣乏味的现实，进入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在城烟沟的那些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许多文革中被定性为“毒草”的书，或是虽未定性却也被封存的书，以及刊物。这些书都有一副饱经风霜的样貌，不知辗转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书页的直角差不多都磨成了圆弧。我一点也记不得这些书来自哪里，是哪些有心人把这些毒草保存了下来，带到了灵宝，并让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传阅中重新获得了生命。对这些书的主人，我心里怀有无以言喻的感激，这些书不但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而且给了我认字之后的另一种启蒙，一种心智与情感的启蒙。

    关于这些书，留在我记忆中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内容，还有许多读到它们时我自己生活中的细节，所有这些细节与书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对每一本书独一无二的阅读体验。

    文革前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大概是在城烟沟的孩子们中间传得最广的吧，比如《苦菜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等等。记得拿到《林海雪原》时我正发着高烧，已经请了假不去上学。整整一下午，我蜷缩在床上，一口气看完了这部长篇，然后又回过头去，重新再细看那些自己喜欢的精彩章节。少剑波和白茹的恋情对在文革禁欲气氛中成长的孩子有格外的吸引力。书里写少剑波在拿下威虎山后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小白鸽的感情，什么“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什么“雪乡我心……”等等，而他本人在我的想象中也应该是一个挺拔如玉树临风的青年军官。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却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大叔。没看《林海雪原》前对中年大叔也没什么反感，但看了以后真为少剑波抱屈。

    流传于孩子们手上的外国小说相对少一点，我看到的也就没有那么多了，但还是有几本，比如《牛氓》，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那时候看到的最残破的书就是一本没头没尾的福尔摩斯故事 ---- 《巴斯克维尔猎犬》。多年后读王小波，说到他在云南插队时有的书因为看得太多被看“没”了，我心里也曾闪过这本《巴斯克维尔猎犬》的样子。这本书不但前后都有许多页不翼而飞，剩下的那些书页的边上也都像被“吃掉”了一圈一样，几乎每一页的颜色都是黑乎乎的。可是，那故事真是好看！我就那样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中像着了魔一样一页一页看下去，完全无法停止。最后没法看到结局，心里的那个难受真是多少天都难以排解啊。

    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之二

    那些年里，我觉得我几乎一直是处于饥不择食的寻找状态，就像一头半饥饿的野兽，支楞着眼睛、耳朵和鼻子，只要瞄着了书的影子、闻着了书的味儿，就会贪婪地扑上去，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进入我捕食范围里的猎物。我到处借书，通常都能如愿以偿，不过偶尔也会碰壁，那大多是因为书的内容比较敏感，大人严令孩子不得外借。碰到这样的倒霉时候，我只能放弃借书的要求，但心里想看书的躁动会让我死皮赖脸地呆在人家不走，能看几页算几页，直到人家要睡觉或是要出门了我才不得不离开。《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好像都是这样的赖在朋友家里看了前面数页而没有机会看完的书。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那段时间重新印了一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而且难得的是我爸居然也每样买了一套回来。因为并不是再版，而是用以前的版重印，因此那几套书都是繁体竖排，从右往左翻的。那是我第一次读竖排版的书，也是第一次接触繁体字。开始时的阅读速度巨慢，因为不认识的字太多了。但想看下去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就那样稀里哗啦囫囵吞枣地看，后来慢慢居然也能连猜带蒙地把那些繁体字认个七、八成，虽然直到今天也写不下来几个。

    看这些书的困难不仅仅是繁体字，理解力其实是更大的障碍，这个我以后还会说到。接触这几套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在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相同的年纪，书里的许多东西我看得完全不知所云。然而古怪的是，这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继续看下去的热情。

    那一段时间里，我的视力开始急剧下降。父亲坚信这是我一天到晚看杂书因而用眼过度所造成的，所以严禁我再看小说。可是，来自书的吸引力显然远大于来自父亲禁令的威力。我一天也没有遵守过老爷子的禁令，只不过他并不知道而已。那时候大家使用的家具几乎全是部队配发的营具，不管是大人办公，还是孩子做作业，都用三屉桌。我用来糊弄老爸的办法就是利用三屉桌的抽屉。我会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桌面上摊放着铅笔盒、课本、作业本等等，看上去就像正在做作业。面前的抽屉事先已经腾空，我的小说就放在抽屉里。没人时拉开抽屉，尽可以痛痛快快看书，父亲进来时，只要及时关上抽屉，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办法我记得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我从卫东毕业离开家去住校。可能还向别人炫耀过甚至传授过我的高招，不过已经记不清了。其实要看穿我的小伎俩并不难，但我猜我的好孩子形象大概还是挺有欺骗性的，我爸就从未起过疑心，我也因而在老爸的眼皮底下顺利地看了许多藏在抽屉里的书。

    有的现代内容的小说也看到过繁体竖排版的，印象比较深的一本好像是叫《工作着是美丽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李珊裳的女子。故事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了，让我永远记住这本书的原因其实是看了这书的后遗症在多年后的发作。

    故事中的李珊裳大概曾鼓吹过不能让金钱进入感情世界之类的观点，这对当年只有十几岁、对感情世界一无所知却开始萌生憧憬与幻想的小丫头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说法，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这样进入我的心里潜伏下来了。

    数年后读大学时，我开始了我的初恋。男友第一次给我送礼物，是一套当时很难买到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因为这可以算是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就收下了，但我坚持要付钱的态度让他很有点摸不着头脑；第二次，他兴冲冲地送我一副很别致的手套，以为我一定会高兴，结果却惹得我发了一通火。我莫名其妙的愤怒很让那倒霉的男孩手足无措，而我却认定他的做法是让金钱进入了感情世界，因而亵渎了我们感情的纯洁。后来再想起此事，除了觉得好笑，也不得不惊异于书对孩子影响力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因为我知道，我那时会有那样的想法完全是多年以前在城烟沟里感染的“李珊裳病毒”的发作。

    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之三 

    虽然那些年里饥不择食的阅读体验大多数都是关于小说的，但非小说类的书其实也看了不少。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有话，大学要办，但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不管怎么折腾，都不能、也不必摆脱所谓的“螺丝钉”，或者更广义一点说，“工具”。反正工具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工具解决的是“怎么做”（How）的问题，而不是“做什么”（What）或“为什么做”（Why）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工科大学当然还要办，因为工具们正是理工科大学培养出来的。我想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小学里的各种科目受文革影响相对较小的也是数理化这类工具性的课程，而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其实这样的局面多年来一直如此，只不过文革期间更甚而已。

    那时候的中学里，历史课已经从课程表中失踪了，孩子们对历史的些许了解只能来自那些文革前出版的以少儿读者为对象的历史故事书。那时候曾经看过的《春秋故事》、《战国故事》和《西汉故事》等等，应该都属于这一类，这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非小说类书籍。我仍然完全不记得谁是书的主人，可以确定的是这几本书一定已经在许多人手中流传过，不但边角磨损得很厉害，而且都是没头没尾。好在书里都是一段一段相对独立的故事，不像看没头没尾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时那么让人百爪挠心地难受。

    因为没头没尾，我一直也不知道这些书都是什么人写的。但这几本饱经风霜的旧书却在我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窗外的风景来自辽远的历史深处。那些发生在几千年前的种种悲欢离合、起伏跌宕，那些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我们的祖先的故事，就沿着这些旧书铸就的时光隧道，无声地走到了我的眼前。正是从这些书里，我第一次读到那么多精彩纷呈的故事：平原君和他那位叫做毛遂的著名的门客；孟尝君和他那些有鸡鸣狗盗之术的非著名的门客们；廉颇和蔺相如之间的过往虽然以冲突始，却有个负荆请罪的大团圆结局；而曾是同窗好友的孙膑和庞涓都聪明过人，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死对头；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玩着合纵连横的种种阴谋诡计；出使匈奴的苏武手持光秃秃的符节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蹉跎过了十九个年头；另一位汉使张骞却歪打正着，成就了千年的丝绸之路。

    函谷关这个名字就是那些年里从这几本破书里读到的。离开灵宝以后，我才在无意中得知，函谷关就在灵宝境内，我们在那里过了那么多个年头，居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没有去看一眼那个在战国时代就已赫赫有名的地方，真让人后悔不迭啊。现在自然还可以再去，然而，这些年来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毁旧成新的假古迹，我不知道今天的函谷关会是什么样子，是否还能保持它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冷峻面貌。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逝者如斯，那些错过了的就永远被错过了……

 

    附：在网上找的关于函谷关的简介：

    函谷关位于灵宝市区北15公里的王垛村，秦始置关，称秦关，是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函谷关为洛阳通向西方的要塞，东指洛都，西望长安，南临涧河，北依邙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为洛阳八关之首。洛阳八关：函谷关、伊阙关、广成关、太谷关遗址、轘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遗址。

     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之四

    说到孩提时代的阅读体验，有一套书应该占据非常显著的地位，那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据说，“十万个为什么” 源自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首小诗，作为书名曾经用在一本五几年翻译出版的苏联科普读物上，在出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时就被借来用了。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有八本。书不大，但挺厚，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种胖乎乎的感觉，后来才知道那是36开本。与其他在灵宝时看到的书一样，我不记得是从哪个朋友家里借来的，但不一样的是这套书保存得很好。不但封面封底俱在，而且书页也比较干净，全套书一本也不缺，可见主人对这套书的钟爱。

    后来，又不知道是从谁手里借到了数本第二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一版的书变得不那么胖乎乎了，每一本都稍大稍薄，封面底色是黑的，分类也更细，有十几二十来本呢，可惜我只看到过十来本。

    七十年代初又开始出第三版，橘黄底色的封面，好像也有十好几本。据说是因为文革前旧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中有的分册卖得居然比《毛泽东选集》还多，所以虽然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儿童科普类书籍，也难逃被枪毙的命运，于是出版了充斥着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意识形态说教的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以取而代之。但是，能看到第一、二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哪里还会看得上水平低劣的第三版呢。

    文革中期的学校教育虽然已经不像初期时那样糟到一塌糊涂，但小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却远远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而那两套《十万个为什么》在我眼里真像仙丹一样啊。我记得，这两套书我借过不止一次，尤其对天文分册着迷。70年代城烟沟的夜空，几乎没有光污染，却有着今天难得一见的澄明。在黑黢黢的大山的映衬下，星星是那么晶莹。因着那些为什么，星星的后面有了故事，也让它们变得更近，变得像是活起来了一样。

    《十万个为什么》里看来的杂七杂八的知识是能够活学活用的。那时候，孩子们晚上在一起玩的游戏里有这么一种：一大群人分成两拨，每一拨里领头的人要给自己这一拨的每一个孩子都起一个代号。游戏开始后，领头的人轮流蒙住对方一个孩子的眼睛，用代号指示自己的人来做某件事，然后让那个孩子猜是谁做的。那一阵，因为看了那些关于星星的故事，轮到我领头时，我就喜欢用各种天体来给我的人命名。被我蒙住眼睛的孩子会听到这样的指令：“现在，让我的水星来揪一下你的辫子”，或是“我的海王星要在你的右手上点三下”，等等。我想，要是谁家的爸爸妈妈恰巧路过，听到这样莫名其妙的话一定会觉得好笑吧。

    从《十万个为什么》里，我仔仔细细抄下了20世纪将要发生的各种奇异天象的日期，包括日食、月食、流星雨、火星大冲、哈雷彗星重返地球，等等等等，下定决心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个一个看过去，绝不放过一次。在我的单子里，时间上离得最近的好像是一次月偏食，但也是在数月之后，那几个月的日子就显得特别漫长。那时候，我家已从5号楼搬到了地势较高的那栋三层楼里（不知是叫几号，就在当年窑洞学校前面，也是如今城烟沟里硕果仅存的一、两栋楼之一。823撤销后，人去楼空，那里现在的住户居然是一群猪老爷。扯远了），周围遮拦更少，倒是正好适合在夜深人静时溜出来看天。

    恍惚记得那是一个下半夜。两、三点钟时闹钟开始大叫，帮我从沉睡中挣扎出来，匆匆忙忙披挂好跑出去，在我们的楼通向大食堂的那一侧找好了地方，地球的阴影才刚刚开始爬上月亮表面。那是我第一次看月食，没经验，不知道还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到食甚，结果被冻得哆哆嗦嗦，但那时的兴奋多少年以后都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记得那张单子上的日期 -- 八几年、九几年等等 -- 曾让我又发愁又丧气，这得多好的耐性、要等多久才能全看到啊。日子一点一点往前走着，当年我眼里那些镶在遥远未来的日期，那些似乎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日期，都一个一个地到来，又一个一个地过去了。我看过了日食月食，看过了哈雷彗星，现在已经轮到跟孩子们一起看了。虽然年纪渐长，可直到今天，与天文有关的消息还是会让我的心里掠过一阵熟悉的灵魂出壳般的悸动，也会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城烟沟里那清澄的夜空，和那片星空留给我的快乐。

    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之五

    作为一个正规的科研机构，823有专设的负责科技情报资料的部门。我虽然不知道这个部门究竟在哪儿，是在八支队所在的城烟沟里，还是在院部所在的南朝，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是对这个机构的存在却有十分确定的记忆，因为我自己就曾实实在在地受益于这个部门。

    记不清究竟是在哪一年，但应该是我在卫东读初中的那一阵，曾经看过一批文革前的期刊《知识就是力量》。不记得是谁借给我的，但很清楚地记得是从大人手里借到的，而且很明确地知道这些期刊是来自管情报资料的地方。

     写这篇东西时到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份杂志创刊于1956年，刊名由周恩来题写。在文革开始前的十年里，《知识就是力量》是中国科普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曾与《科学画报》一起并称中国综合科普期刊的两大王牌，发行量最高时达百万份。在文革浩劫中，这样一份半工具性的刊物也遭遇了与其他许多期刊同样的命运，被迫停刊十余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才得以复刊。而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们就只能接受这种少数人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文化荒、知识荒，能有幸接触到这些被禁止流传的刊物，算是撞上好运了。

    这些旧期刊被一年一年整整齐齐地按顺序装订在一起，每一年都是又厚又沉的一大沓子。我一次能借到一年的杂志，心里总是会被某种富足的感觉填满。其实，杂志里的内容许多我都看不懂，很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毕竟那不是给孩子写的。让我对这份杂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里连载的科幻小说。

    在看到《知识就是力量》以前，我完全不知道还有科幻小说这么一回事。那时候看过的书基本都是所谓现实主义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虚构的（如小布头），有的是几千年前的历史故事，但都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我会很投入地让自己掉到故事里，又是哭又是笑的，但从来都是哭得明白，笑得也明白，没有什么困惑，直到看到那个连载的科幻故事。

    对故事的情节我只记得几个片段，好像是关于宇航员的事情，离开地球后又回来，发现人类文明已经消失了。经典科幻电影《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里，有某些类似的情节，但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看到这部鼎鼎大名的片子的，而且早已见识过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科幻故事，所以看得挺过瘾。可是当年我抱着那又厚又沉的合订本第一次读到那个科幻故事时，我是真的糊涂了，不知道故事里所描述的一切怎么可能。我看到的那几本杂志里只有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这更加重了我的困惑。我很想找大人问一问，但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不知道是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通过非正常途径拿到的这些被禁止流传的杂志，还是觉得太丢人。结果我就被这样的困惑纠缠着，过了很长一段日子。

    关于科普类的书籍，另一本留下较深印象的书是《科学家谈21世纪》。这本书50年代末期出版，作者全是当时国内顶尖的大学者，如华罗庚、茅以升、李四光、谢希德等等，而且是专为小孩子写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自己洗衣服了，夏天还好，冬天的水冰冷刺骨，衣服又厚，实在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孩子的衬衫、裤子常常会刮了口子、掉了扣子什么的，补衣服也是少不了的功课。大概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记得看了这本预言几十年后科技发展的书后，特别向往能穿上书中描述的一种不会脏、不会旧、破了又会自己长好的衣服，可以从此再不用为洗衣服、补衣服烦恼。

    书中的许多预言现在都早已成为现实，比如手机、自动收款机等等；许多今天的现实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预言或想象，比如你我正在用着的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有了洗衣机，我们也确实不必再为洗衣服烦恼。只是那曾让我心动不已的神奇衣服还没有出现。

    当年看过的书里还有一些也是借自大人。似乎是在中美关系解冻后，有一批人物传记问世，主要是西方政治家的传记，而且好像是内部发行，比如希思、蓬皮杜、田中角荣的传记等等。我不记得这些书是如何传到我的手里的，也不记得我究竟能看懂多少，但还是不计深浅，逮着什么就看什么。

    回过头来看“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部分的这几篇博文，我意识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写到过同一句话，就是不记得我看到的那些书，那些在儿时的成长岁月里给我带来无数快乐的书，是向哪些人借来的。每写一次，我的心里都会被自责和负疚的感觉再蜇一下：为什么我就只记得看过的那些书，却把究竟是哪些长辈或同辈朋友借给我书或帮助我借到书都给忘得干干净净了呢？真是！

    卫东毕业前后

    在卫东读初中的几年里，跟那个年代的所有中学生一样，我们一直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分贝鼓噪中。自文革爆发的1966年起，全中国的大学就都停止了招生，直到1970-71年才开始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但工农兵学员知识水平之低和“上管改”（即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斗争性之强都让当时的大学教育成了一个笑话。到了1973年，因为邓小平的复出，已经持续了多年的文革的疯狂似乎开始有了转机。

    随着邓的复出，一些文革前的做法在教育界被恢复，教育部也在73年第一次要求对工农兵学员进行文化考试。虽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猜想，那一年夏天从卫东毕业的同学们能够以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进入灵宝县第一中学读高中，应该是与当时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对应当在下一年从卫东毕业的74届同学来说，本来有理由期待沿着与73届同学同样的路走进同一所学校。可是有时候，改变人们生活轨迹的东西并不一定存在于他们有着直接经验的周围世界中，而是某个发生在远方的很可能是偶然的事件。就在卫东73届的初中生们在久违了的入学考试考场里答卷的同一段时间里，指望着能够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下乡知青张铁生也坐在辽宁大学的招生考场里应考。因为考试失利心有不甘，这个心思活泛的年轻人在考卷背面写下了他的不满。张铁生的抱怨适时地为邓小平的政治对手们提供了弹药，随即被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在省报上以公开信的方式头版头条发了出来。

    也是在差不多的一段时间里，另一位更为年轻的北京小女孩黄帅因为跟老师的争执而给北京日报写信，经过几年文革的洗礼，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咄咄逼人地将矛头指向了师道尊严。同样因为其政治上的适时性和可利用性，这封信在73年底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张铁生和黄帅都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批判迅速席卷全国。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考试作为教育黑线回潮的典型罪状之一毫无疑问被取消。老师们刚刚硬气了没几天，又都因为对师道尊严的批判而软了下去。在反复辟、批回潮的热闹里，灵一中的入学考试好像一年生的小草花儿到了秋天，一下子就蔫儿了。等着74届初中毕业生的当然也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

    在卫东的最后几个月里，74届的同学们被告知，年龄在某一条线以下的人体检合格后可以去823部队驻地所属的川口公社的中学读高中，超龄的人则不得再升学。我对年龄限制的准确数字已经不记得了，但从超龄的同班同学的年龄推算，大概也就是十六、七岁吧。我们班里有好几位同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刚刚初中毕业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我还依稀记得其中一位超龄同学当时的激愤情绪。他转入卫东的时间较晚，是个用功、爱读书的学生。看到有些平时并不好学、成绩也不如他的同学都有机会继续读高中，而他却要被迫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课堂，他曾反复质问“为什么”，但当然没有任何结果。那时候的他心里会郁积多少苦闷和绝望啊。

    另一位我印象很深的同学也因年龄过线而不能升学。她身材高挑，嗓音圆润，所有女孩子喜欢玩的游戏她都玩得特别出色，而且为人豁朗，是个很有人缘的女孩，大家都很喜欢她。就是因为那该死的年龄线，初中毕业后她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上学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不胜唏嘘。

    我知道，在当年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无法做到普及高中教育，继续念书也未必就一定是对所有人都最好的前景，可是我仍然无法不心怀感伤。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中至少有些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命运；如果没有跟着父母来到灵宝，他们的命运或许也会有所不同。从历史的尺度看，人们总是可以谈论几十年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我却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在个人的尺度里，那是一年、几年的尺度，而不是几十年。用个人的尺度去观察历史，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会变得遥远而模糊，那些我所熟悉的脸庞却会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他们在社会动荡大潮裹挟下所经历的个人命运的浮沉在历史尺度下会被完全忽略，在个人的尺度下却会凸显出来。他们年轻的脸就是在这样的尺度下被定格在我的心里，定格在1974年，那个我们从卫东毕业的夏天。

     在川口中学的短暂日子

    卫东学校所在的城烟沟当年在行政上归属川口公社，全名叫做灵宝县川口公社卫东学校。拜1974年反击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运动所赐，74年夏天毕业的初中生们不再有机会通过考试进高中，而是被就近分到了川口公社中学，记得当时也被称作灵宝县第14中学。

    离开卫东不仅仅意味着初中毕业升入高中，还意味着离开舒适的有父母呵护的家，开始自己照顾自己的住校生活。从那时候起，我才算是走出了823部队封闭的泡泡世界，开始跟灵宝的当地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

    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刚看见我们的宿舍时的感觉了。823泡泡中的生活水平跟当地相差悬殊，虽然做了许多思想准备，但是看到那个低矮、昏暗的长条状房间时，我猜我们一定还是傻了一阵。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贯通整个房间的高度大约到膝盖的土炕。每个住校生可以分到一个铺位，把自己的被褥铺好，脸盆放在地上，其他一应杂物都得堆在自己的铺位上。

    学校的伙食当然跟我们超一流的八支队食堂没法比。因为心疼第一次离家的女儿，差不多每次回学校时，妈妈都会给我带一些吃的。记得有个星期一，我用塑料袋装了几个香气扑鼻的饼，心里打的小算盘是当天可以少吃一顿学校的破饭。中午下课后兴冲冲跑回宿舍，顿时傻了眼：我的美味已经被一群耗子啃得一片狼藉，而且因为我把饼放在了被子上，我的被子也被那群胃口又好、又不挑肥拣瘦的耗子给咬出了几个窟窿，整个一个耗子狂欢节！吃了这一亏，以后我再带好吃的，都是放在耗子咬不动的金属或是硬塑料的盒子里了。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很年轻的小个子，大概是头一回碰到我们这样一群天不怕地不怕、谁都看不起的半大孩子，一定对我们不服管教的牛B劲头很反感。记得我们那时候早晨睡不醒，出早操常常会迟到。可是即使迟到，也毫无愧色，仍然不紧不慢地走路，完全把带操同学的催促当作耳旁风。有一次老师火了，早晨第一节课就连讥带讽地批评我们，说我们在应该跑步的时候还“迈着稳健的八字步”。让他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一群孩子脸皮太厚，不但不听批，反而学老师的口音（埋桌温简底罢紫葡），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不知道那天事情是怎么收场的，不过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我们过分。

    另一件很过分的事是对语文老师，情节类似，也是笑话老师的口音。记得那位语文老师写一手极漂亮的魏体字，身材修长且眉清目秀，本应受女生青睐，不知为什么还是会成为我们嘲弄的对象，我只能解释为我们当年都太年轻，还没开窍吧。那一课是鲁迅的一篇杂文，老师要先给大家读读课文，而且是用普通话来读。他显然不太了解我们的普通话背景，并且严重低估了我们没大没小的程度。老师在前面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上海的嚼授对人姜文雪，以为文雪当描写庸究补变的人性。譬如楚寒八……”（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譬如出汗罢……）没过几秒钟，我们的笑声就再也压不住了，直喷出口，课堂上顿时乱作一团。

    虽然不管用什么标准，我们都应该算是一群难缠的捣蛋学生，但仔细想想，我们当时所为还是不脱孩子淘气的大框。我们的行为肯定让老师恼火，但相信老师也能看得出来，我们一无心机，二无恶意。比起我们这样的捣蛋分子，老师心里更怵更防的其实是另一类学生。

    自从张铁生、黄帅被当时主宰中国政坛的极左势力树为反潮流英雄后，像久雨之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各地都冒出一大群自己的反潮流小将，不管什么样的小水洼，一不小心也能蹦出来个大蛤蟆。记得在川口中学里，当年就有这么一位（抑或是曾经来过这么一位？），好像是叫肖五星（不敢肯定，不过姑且这么叫吧），不记得是来自哪个村的了。这位肖同学看上去十分少年老成的样子，眉目长得很清楚，穿件当地农村非常常见的黑棉袄，曾被川口中学的领导们恭恭敬敬地请到主席台上，给我们这一群基本仍处于政治蒙童期的孩子们做关于他的反潮流经历的报告。

    多年以后想起这位肖同学，我心里的感觉是很乱糟糟的。也许，那个侃侃而谈的农家少年当年之所以要反潮流，只是希望能籍此改变他灰暗的命运？在那样一段反潮流经历之后，他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那些改变却未必都是他所期望的，至少几年后恐怕就全翻过来了。而且，因为他的行为，一定有一些被他反过的老师的命运也曾有所改变。世事无常，政治更是无常亦复无情。可叹！

    灵一中点滴之一：校园

    在川口没读多长时间，我就转学去了灵宝县第一中学，也就是灵一中。

    我从网上查到，灵一中建校于1937年，算是一所有相当长历史的学校了。到灵一中后不久，尽管还是在文革中，还在批判17年教育黑线，我就已经听说，这个学校文革前曾以它的高升学率而称雄豫西甚至全省，可见当地人对这所本县最高学府的钟爱。

    70年代中期的灵一中偏居县城一隅，与街市的喧闹隔着相当的距离。印象中的校园十分宽阔，进得校门后，左侧有好几排朴素的平房，我的教室就在那里。记得教室没有水泥地面，一排一排摆着简陋的木制课桌和条凳。好像只有一侧有窗，采光不理想。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班里的座位每周都要整列地轮换，这样每一列同学都有同样的机会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参与这项研究的志愿者潘乔20岁时中风，导致身体大部分瘫痪，只能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无法说出清晰的单词和句子。潘乔30多岁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外科医生爱德华·张与其合作，研究中风对大脑的持久影响。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张的团队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潘乔脑皮层以记录神经活动，并将其翻译成屏幕上的单词。

    灵一中远在距部队驻地三十多里外的灵宝县城，我们平时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下午下课后才能赶傍晚从县城回部队的班车，回家一趟。星期一一大早，或是星期日晚上，又得赶回学校。

    灵一中的女生宿舍是在校园右侧尽头的一栋二层楼里。虽说是二层，但我记得好像只有楼上住人，对楼下是干什么用的毫无印象。楼上是两个空旷的没有任何家具的大房间，就像是库房。每个房间两边的地上铺着一些铺草，学生们的铺位一个挨着一个排在地上，每一边都有十几个。中间的过道两边正对着每个人铺位的地上，放着脸盆等洗漱用品，自己的书包都是扔在地铺上。

    家在县城里的同学，还有来自县城周边的所谓菜农家庭的同学，是不住校的。住校生大致是两类人。一类是823部队和从南方大城市迁到灵宝的新卫厂的子弟们，另一类则是从远离县城的乡下到这里求学的农民后代。在那个库房般的女生宿舍里，保温条件稍好一点的里间完全是823和新卫厂孩子的地盘，那些来自农村的女孩则一概都睡在外间，而且她们几乎从不走进那个连接两个房间的门。

    我是后来转学去灵一中的。搬进女生宿舍的第一天，立即被仗义的823同党们接进了里间，并且给我挤出了一个铺位。我当然非常高兴不必流落在外间，与那些农村女生睡在一起，对这样的安排也非常心安理得，根本没有想过外间那些女生的感受。我不知道这样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但现在回想起来，社会阶层的分野是很触目的。

    我对宿舍最深的记忆是那里猖獗万分的众多跳蚤。我和其他同学的血肉一直在为它们的种群繁衍做不情愿的无私贡献，差不多每个人都带着满身大大小小此消彼长五彩缤纷的包。周末回家妈妈总是很心疼，但好像也不记得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这些防不胜防的小虫，只能任它们肆虐。

　　灵一中点滴之二：灵芝

    在我的班里，还有一个来自823的女生，但很快就离开了。来自新卫厂的学生也只有一个。我后来想，大概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环境，我才会很快开始与当地同学的交往吧。

　　灵芝是我在灵一中时最好的朋友。她来自一个有众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身为老大，我猜她一定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了吧。这样的经历让她显得比她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更成熟。她能干，在班干部的位置上显示出了相当的组织能力，但同时又善解人意，宽容、体贴，对她的朋友们也像一个大姐一样。

    在灵一中读书时还是文革期间，一直处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纠缠之中。记得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个热心于进步的人，对他的班好像也就总怀有进步的期待，期待他班上的学生哪天能够在某个运动中干点什么大大露脸的事。这种期待落实到学生们身上，就化作了种种额外任务，有的事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学大寨闹得最热火的时候，他要我们自编自演学大寨的歌，词要自己写，写跟灵宝有关的内容（“学大寨，赶大寨，灵宝人民干起来”，等等等等），曲子也要自己谱，然后要到县里的什么会上去演出。评法批儒的时候，又要我们把商鞅变法的故事编成某种类似大鼓词的东西，有腔有调地唱出来。

    平心而论，在革命的宏大背景下，编点儿歌，写点儿既合辙押韵又符合时代要求的顺口溜，为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提供了心理上和技术上的堂皇理由，也因而为革命点缀出某种浪漫情调。所以，我平时是很陶醉于这样的活动的。尽管这类任务本身超过了我们的能力，纯属赶鸭子上架。

    可是，如果老师布置任务时恰逢周末，我就遭殃了。因为作为班干部和文艺活动骨干，我必须参加，而这意味着盼望了一周的回家机会就要泡汤了。在这些以革命的名义提出的要求面前，我没有勇气拒绝，也相信我不应该拒绝，但是心里想要回家的强烈冲动却是我无力否认的。每个这样的星期六下午，我都会如坐针毡，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班车开车的时间，却仍然不肯死心，期待着某种奇迹出现 ---- 比如老师突然改变了主意，好让我能躲开这种煎熬，回家去！但不管我如何盼望，奇迹从未发生过。当最后的指望也消失以后，想象着我的823同党们在回家的车上的兴高采烈，和那个空旷、冷清的女生宿舍，沮丧的情绪会成倍地放大，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

    每到这样的绝望时刻，都是灵芝来做我的救星。灵芝家离学校不远，左邻右舍有好几个同班同学，再加上灵芝那几个年纪差别不大的妹妹，大家一起叽叽喳喳，不能回家的沮丧情绪很快就被扭转了，冰凉的心也在灵芝家里的一团温馨中暖和过来。我其实应该与灵芝年纪相仿，但也许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经历，在灵一中读书的时候，我一直对她怀着像对姐姐一样的信赖和依恋。

    记得后来我父母曾在某个周末请灵芝到我家来玩，住了一宿，那也是唯一的一次请灵宝当地同学到家里做客。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城烟沟里的第一景点 -- 游泳池，还照了几张像，好像也去逛了南朝。那时候游泳池早已淤塞，周围好像成了菜园儿，池里有泥无水，风光不再，就算我脸皮厚，也已经很难把它吹成“颐和园”了。南朝簇新的商店倒还像模像样的，勉强撑得起我“823王府井”的牛皮。

    离开灵宝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灵芝，但去年的卫东聚会却为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在卫东校友和灵一中校友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她。岁月流逝，当年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现在都是大妈级的人了，中间隔着的是几十年的光阴，可我还是在一张几年前照的十几个人的合影中一眼就认出了灵芝。

    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我能再见到这位儿时的朋友。

　　灵一中点滴之三：万霞

（题外话：前一段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太长时间没有更新了。现在终于有空再接着写一点了！）

    在灵一中的女生中，万霞是我们这一群女孩子的头儿，这一点我猜大概没有人会有异议。在我的印象里，她生性豪爽，有点假小子的冲劲儿，所以才被大家半尊重半调侃地叫做老万，但她可不姓万！在女生跟男生较劲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毫无保留地做到老万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绝对不会输给他们。

    那时候，记 “革命日记”是很时髦的事，就像大家都学过的什么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一样。当然那时候的傻孩子们并不知道，那些所谓的“革命日记”都是粉饰过的假货。我虽然也在以“革命日记”的名义写日记，但已经开始记下一些不那么革命的东西，比如某些个人体验等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的日记显得比真正的革命日记有更高的可读性。

    自从知道了我在写不那么革命的“革命日记”以后，每过一阵，老万就会不由分说地叫我把日记拿给她，看看我又写了什么。我虽然不太情愿，但每次老万一叫，我都会像被催眠了一样，二话不说就顺从地拿给她，然后看着她边读边评边乐。不过因为没有了私密性，我再写日记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老万看了会怎么说呢？这样的顾虑最后让我选择了放弃记日记，直到读大学时才又捡起来，而那时候的日记就真的是纯个人的文字了。

    老万的父亲好像就是灵一中一位老资格的老师，但因为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对他并没有多少印象。大概由于父亲的缘故，我记得虽然老万也住校，却不在女生宿舍住，而是住在教工宿舍那边。

    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恍惚听说，尽管老万的父亲是教师，算国家干部，有城镇户口，她自己那时候却是农村户口，因为孩子的户口得随母亲。而且这样的情况在灵一中的老师里似乎并不少见。

    大概也是在那前后，我才真的反应过来同学中间关于“身份”的窃窃私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插进我们班后，曾经注意到同学们说起什么人时，有时会有一个类似脚注一样的小尾巴，说某某是“农民”，或“菜农”，或“县城的”。只不过因为我个人与当地同学完全不同的背景，才让我没有马上明白这个小小脚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

    在我自己儿时的成长环境里，虽然也知道有户口本，后来也似懂非懂地听说我们到了灵宝，就是失去了北京户口，但在到灵一中以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意识到户口对一个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也根本没有想过这样一套户籍制度是多么落后、多么不公、多么混账。

    查了一点资料，现行的这套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才开始实行的，在那以前，人们本来是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但从1958年起，皇历改了！一个孩子从一出生，脑门上就被印上了“身份”的烙印。而且这个烙印会一直跟着这个孩子，规定和限制着他/她的生活轨迹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身份”烙印不但会跟着这个孩子本人，还会跟着他/她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不但规定和限制着他/她本人的生活轨迹和发展的可能性，还把这样的规定和限制延伸到他/她的子孙身上。

    中国宪法中规定公民平等，然而，户籍制度却公然把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人为地分成不同等级（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并且从生到死都给予不同的待遇。而且直到今天，虽然屡屡出现废除这套公然违宪的户籍制度的声音（包括前不久国内13家媒体在今年两会前发出的废除户籍制度的联合呼吁），但这个怪物还是没有被彻底地正式地扔进历史垃圾堆。那些从各种角度论证户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的明公二大爷们，恐怕没有谁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拿着个农村户口来面对社会的吧。

　　灵一中点滴之四：下乡宣传

    灵一中是灵宝县城里的最高学府，年轻人最为集中。文革中，作为头脑简单、精力充沛、革命激情四溢的最佳工具，一中的学生当然免不了要听从县委（还是叫县革命委员会？不记得了）的调遣，承担宣传官方指示、教化一方百姓的工具的责任，大概也算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吧。我刚刚转到灵一中不久，就赶上了一次。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据说这一届人大从1970年就已开始筹备，但因文革期间中国政局波谲云诡，会期被一推再推，直到五年后才算开成。在这一届人大上，对1954年第一届人大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行了修改，并通过了颇具文革色彩的第二部宪法。

    四届人大结束后，县里有令，要求一中的学生们分赴各个公社，宣传四届人大精神和新宪法。记得我们班是去苏村公社的某个大队，按今天的说法应该是苏村镇下属的某个村吧。学生们的任务是要在分到头上的大队里住上一段时间，到下属的各个生产队去做宣传。我们每个人都要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学校徒步走几个小时，到分配的公社去。

    在网上查了一下，苏村在灵宝县城的南边，离县城约17公里。在这以前，我步行的最高记录是从川口公社中学走回家，大概有7-8公里，而且是空着手，只背一个很轻的书包。刚刚听到要背着背包走去苏村时，真吓了一大跳！

    那时候，我刚到班上不久。许多同学都觉得我是个娇气包，吃不得苦，而这在当年算是十分负面的标签，具有时代特色的指责用语应该叫做“浑身沾满骄娇二气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在这样的压力下，我非常急于向新班里的同学和老师证明自己，希望能被大家接受和认可。所以，当我妈想替我找个什么理由不去苏村时，我虽然心里十分忐忑，却非常坚决地反对她的主意。

    那是在一年中最冷的一、二月份。虽然担心我会在路上累个半死，爸爸妈妈还是给我准备了用很厚的被子打起来的背包，因为他们知道，要是图路上那几个小时轻松，在乡下的一个星期就该冻死了。这回可是真的，不是像卫东早期小孩子们玩拉练，可以用一个木棉芯枕头冒充背包了。

    记得我们分散住进了村民家里，白天跟着干点活，晚上当地干部把村民集中起来，我们就去给大家读那些八股。在昏黄的灯光里，散坐着劳作一天的农民。他们显然对我们读的东西没有多少兴趣，这一点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凭着本能，我开始挑出自认为他们会感兴趣的东西来读，比如关于自留地的部分。可是，只要人家一往深里问，我立刻就没词儿了。

    其实，我们做的更多的事是为农民表演，唱歌、跳舞、唱戏、说自己编的“三句半”等等。中华有一个好嗓子，她的独唱总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那首《我爱祖国的蓝天》我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跟她学会的。红玲的歌唱得也很好，活泼婉转，与中华浑厚的中音相映成趣。

    每天晚上，我们只有差不多一杯热水的用量，必须很小心地把毛巾沾湿，用来擦脸，一滴也舍不得浪费。离开灯光昏黄的宣传会场，哪里都是一团浓重的黑。好在身体的疲倦压倒一切，什么都顾不上想，就会沉进梦乡了。

    离开苏村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应邀到比较远的一个村里去表演。记得那天晚上有很明亮的月光。回来的路上，想到第二天一早就要回家了，大家都很兴奋，在上上下下的山路上连跑带颠、又唱又叫的。乐极生悲，我把脚崴了，很快就肿了老高，疼得几乎无法走路。同学们已经在商量是不是得把我留在公社所在地，等有车了再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已经伤着了骨头，但一心只想着无论如何我得明天跟大家一起走，要不然别说要晚回家，我这些天的好表现不就全都被这最后的一下子给毁了？那天晚上，我在借宿的老乡家的屋里，转来转去地练习走路，很晚才上床。第二天，照样背着我的大厚被上了路，不知怎么坚持着走了回来。

    回到家后，妈妈赶紧带我去拍了片子，又马上打了石膏。接下来，一中的学生很快又第二次被派下乡去宣传。那时候，我脚上的石膏都还没拆，也就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家里。不过，有了前一次的苏村之行，我们班里再也没有人说我是娇小姐了。

　　灵一中点滴之五：超英

    在《灵一中点滴之三》里提到了户籍制度，感觉意犹未尽，所以再接着说几句。

    在户籍制度造成的等级阶梯上，作为身处高端位置的人，我承认，当年的我对此毫无感觉，即使在已经明白了同学中不同“身份”的含义以后，也并没有让我对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正产生感觉。而且我确信，在跟我一样处于阶梯上部的人们当中，我当年的麻木和泰然绝不是特例。

    让我由视而不见开始一点点转变到视而能见、能有所感觉的，是我们班的一个来自乡下的男生，名叫超英。

    到灵一中一段时间后，我差不多已经被同学们完全接受，有了好朋友，还当了班干部。班里其他的班委会和团支部的学生干部中，我还记得不少：既能干又温婉的灵芝（副班长？），爽朗泼辣的万霞（校团委委员），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和一副好嗓子的中华（文娱委员），面如满月的宝琴（生活委员？），敦敦实实不很善于言辞的锁中（班长？），能写会画、在一起办过板报的文静男生也春（宣传委员？），长着一张冷峻小生面孔的振平（劳动委员？）……，当然还有班里的最高领导 ---- 团支部书记超英。

    超英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呼呼的。记得他算是当时班里的高个子，常穿当地很多见的深色家织布做的棉袄，眼睛有点八点二十，走路慢慢悠悠，说话也慢条斯理，用一副少年老成的调调儿对着全班讲话。锁中虽是班长，但我记得他好像从来都是听超英的指挥，为这个女生们还笑话过他。

    可是有一天，校团委突然到我们班里宣布，超英的团支部书记职务被撤掉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而超英本人则沉着脸，一声不吭地坐在教室的最后排。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我和几个同学揣揣不安地试图做些猜测，但始终不得要领。

    不记得是在多长时间以后，我终于从负责校团委工作的杨老师那里知道了超英被撤的原因。

    说到杨老师，插一句关于杨老师给我们班上课时的趣事：

    杨老师教我们班的数学。他的嗓门儿挺大，但是沙哑，不恭地说，大概就是所谓的破锣嗓子吧。杨老师的数学课讲得出神入化，听他上课绝对是种享受。当年坐在我后面一排的两个男生是也春和石松。记得杨老师上课时，也春不时会突然一拍桌子，小声叫道：“精彩（用灵宝话说时，听上去像是“警猜”）！”最初听到脑后传来这一声喝彩时，着实吓了一跳，但后来就习惯了，要是哪次没有听到也春击案而叹，反而会觉得诧异了。

    再回到校团委的办公室里。从杨老师那里听说，前不久语文课上布置的作文作业是导致超英被撤的直接原因。我后来猜测，从小学到中学，超英应该一直都是他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的一个，所以心气很高，对自己、对社会都有比较高的期望。823子弟的到来一下子把不同社会阶层的巨大差距以十分表面化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个爱想的孩子在那一段时间一定想了很多。

    超英在作文里写道，老是说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为什么我们和他们（指包括我在内的823部队子弟）的生活如此不同？为什么他们能够穿上“社会主义的优越衣”（指那时刚开始出现，还算是比较奢侈的的确良衣服，不少823的孩子都有），而我却只能穿家织土布？……

    记得杨老师说，这样的言论要是放在57年，早就该抓他右派了！现在赶紧撤了他，让他学个乖，免得以后摔更大的跟头。

    对我来说，超英的那些带着沉痛、愤懑的质问真可算是当头棒喝。是从那时候起，我突然对从小一直伴着自己的强烈的优越感生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十分清楚地知道，那颗关于“平等”这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概念的小小种子，就是在灵一中的简陋校舍里，由跟我同班的那个乡下男孩子种在我心里的。

    几十年后的今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到了让人瞠目的地步，而且人们从底层上升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变得更加无法乐观。凭超英的能力，我猜今天的他和当年那个因为一篇作文而被撤职的团支部书记一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现在再写一篇作文，他会问些什么呢？

　　灵一中点滴之六：图书馆

    文革期间，各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室无不厄运当头。除了所谓毛泽东的雄文四卷，以前出版的书多半成了毒草，或被毁，或被封。在前面《革命时期的阅读体验》那几篇里，我写了不少在城烟沟里看杂书的事儿，在灵一中的那段时间里，我也有过一段书缘。

    作为一所有数十年历史的豫西名校，灵一中有自己的图书馆（还是叫图书室？）。但不幸的是，我到一中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图书馆已被封门数年，许多被贴上毒草标签的文革前出版的小说都被搁置在书架上收集灰尘。于是，墙里的那些书们在灰尘中沉睡，墙外馋得眼睛发绿的孩子却只能干瞪眼地继续馋着。

    可是，这样的状态却在某一天出现了一点变化。

    现在，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完全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走进了那个堆放着许多毒草书的房间。肯定是大人（老师？学校的某个行政人员？）带着进去的吧，但那会是谁呢？而且，我只记得那个地方是在校园里，但是到底在哪儿呢？

    自那时起，我从那里悄悄地借着看了不少书。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前苏联的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海鸥》等等。不但偷看，还和班里一同住校的来自新卫厂（也许是三大动力厂？记不清了）的另一个同学依婕偷偷议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古丽雅的道路》都是关于二战期间的苏联英雄的，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但对书里的大量照片却还有印象，尤其是古丽雅在二战爆发前的那些照片。记得卓娅好像有点像个男孩子，有一对细长的眼睛，双唇紧闭，十分严肃地从照片中看着你。而古丽雅则不同。她好像从小就是儿童演员，有许多照片都是她小时候演戏演电影的剧照，整个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可爱。少女时代的照片更是明眸皓齿，青春气息几乎溢于纸外。

    在我们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正是开始萌生出自我意识，希望拥有美丽的时候，却被政治、传统等等各种外部因素所教导、所压制，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压抑自我，只接受那些掩盖性别的灰秃秃的服饰和发型。所以不难想象，古丽雅优雅美丽的照片对我们有多么大的杀伤力，真是让人无法不心驰神往，也更加觉得种种源自政治需要和封闭传统的荒谬限制的可恶。

    我离开灵宝时，文革还未结束，一中的图书馆也还没有开放。我猜1977年后，图书馆里的那些书一定不会再寂寞了。不过，像《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古丽雅的道路》这样的书，现在的孩子们还会有兴趣读吗？就算有兴趣，还会有时间读吗？而且，如果知道在卓娅、舒拉和古丽雅生活的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都被葬送在那个冷血暴君斯大林的手下，苏联当年的真实生活远不是那些书里为我们描绘的一片玫瑰色，再读那些书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灵一中点滴之七：学工

    我在灵一中上高中的那一年，正是邓小平复出后各种整顿、恢复的努力大大受挫，所谓“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的鼓噪几乎震耳欲聋的时候。学校虽然还叫学校，学生虽然也叫学生，但其实只剩下个空名了。

    毛泽东有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此即鼎鼎大名的五七指示，因写于1966年5月7日而得名。全部内容还要多，但针对学校的就是这一段。虽然也在前面假模假式地提了一下“以学为主”、“不但学文”云云，但那时候的学校真正敢做和能够做到的大概全都是后面的那些 ---- “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现在回想当年在五七道路上稀里糊涂瞎晃悠的日子，除了大批判真正让人深恶痛绝外，其他那些让我们“兼学”的“别样”，还都多少有点收获。当然代价巨大，但当时的孩子有多少人会看到这个呢。

    校友图布写了不少关于在灵一中时“学农”的回忆。不是同一届，我几乎对他提到的学校农场完全没有记忆，不知道是我在灵一中的那段时间里根本就没去过，还是我的记忆彻底完蛋。不过，“学工”的那段日子却还记得不少片断。

    在县城和火车站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县办的小工厂，恍惚记得是个生产小电机的厂，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在学工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就是到这家小厂去“上学”。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学工”的“教室”是一间工厂里很常见的厂房，在中间的过道两边分列着若干台机床，多数是车床，但也有钻床，好像还有刨床、铣床等等。想想当时带着这么一群饱受造反精神熏陶的学生去“学工”的老师，和接受这么一群不听话半大孩子的工厂领导，不知道他们心里有没有几分忐忑。这群孩子没有接受过任何安全训练，又正处在惹是生非的年纪，充满无数潜在的危险因素，在厂房里出问题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不过我们最后居然一点事故都没有，全须全尾地胜利完成了学工重任。

    在工厂里，我和另外几个同学被分到了钻床组。我不记得钻床师傅的样子了，只记得他的女徒弟，姑且叫她小师傅吧。她操纵钻床给小电机的什么部件上打孔，我们就围在她边上看新鲜，也帮她递递东西什么的。

    小师傅应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离开学校也才没多久，所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可聊，不过当然都是与“教育革命”无关的话题。听她兴冲冲地跟其他工友说起我们的同学中谁谁是县里某领导的女儿，谁谁是某公社某书记的女儿，你有时候还真不得不怀疑怀疑文革中一直顶着“领导阶级”桂冠的工人兄弟姐妹们的先进性。

    在工厂的日子里，我们一天到晚跟在小师傅身边，有什么不敢跟师傅提的要求就先找她试探，而她也总是会替我们说好话。那时候我已经在《十万个为什么》里读到过了千分尺，可以量特别细的东西，比如说头发。可是真的拿到千分尺则应该是我的钻床小师傅帮的忙。有一阵我好像天天比比划划地要别人的头发来量，很体会了一下理论联系实际的滋味。

    “学工”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居然还得到了允许，亲手试了试开车床。虽然不十分确定，但我觉得那是小师傅的功劳。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开车床的经历。从选车刀、上车刀开始，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夹好了一块不知是什么金属疙瘩，再目不转睛地把车刀推过去，看着被飞速旋切下的金属屑闪烁着纷纷掉下，那一幕直到今天都还历历在目，应该算是我在灵一中“学工”生活的一个小高潮吧。

    多年以后，我的孩子也到了我“学工”时的年龄。在学校里，学生们要上一门工艺技术课。他们一本正经地带着防护镜、围裙、手套，在学校的工艺教室里完成作业 ---- 用各种工具加工出他们自己按课程要求设计的东西。到了十年级（大约14 – 15岁），还要各自联系某个单位去做一周的“工作实践”，体会一下“工作”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们这样才更像是“学工”吧。如果跟孩子们讲起我自己在灵宝那个小工厂里是如何“学工”的，他们一定会笑我：妈妈，你那也叫“学工”？我想，我最好还是等他们再长大一点再跟他们聊这些事吧，要让现在的孩子理解那个荒谬的年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灵一中点滴之八：奖状

    如题。感谢老爸的收藏癖，找到了这张在灵一中时得的奖状，发上来给校友们看看。奖状上的文字令人汗颜，不过那些文字其实像是那个年代的某种编码，每种说法都是有特定含义的。比如“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翻译过来就是要放弃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吃得差点，穿得破点，等等。不懂那一套编码还真不会明白这说的都是什么。

　　幼儿园记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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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本来是在写有关成长期的话题，却因此勾起了对早年幼儿园生活的某些片断的记忆。虽然那些不能算是灵宝旧事，但也是自己生活轨迹的一部分，所以就顺便写下来了。）

    11号院的许多孩子都是很小就开始了在幼儿园的寄宿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全托 ---- 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只有周日休息，所以全托的孩子们都是周一一早离开爸爸妈妈，周六傍晚才能回家。我是从不到三岁时开始全托的，听我父母说，我又哭又闹的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在我爸林林总总的收藏中，居然还有一张我上幼儿园后的第一份报告，那时候我三岁三个月。我扫描了附在后面，给大家看个新鲜吧。

附：我在幼儿园的第一份报告：

    因为太小，我对幼儿园的记忆只有一些不连贯的碎片。恍惚记得我刚去幼儿园时是在5号院，后来才搬到13号院去的。我还记得的在幼儿园接受的最早的教育中，有学习如何自己脱衣服、叠衣服和穿衣服的课。老师带着我们，从上衣开始一件一件地脱，一件一件地叠好，放在自己的椅子上，一直脱到只剩下小背心小裤衩，然后大家排队从活动室走到寝室上床。老师教我们系上衣扣子时要从下往上系，把上衣的底边对齐就不会系错扣子了。这一招我后来又教给了我的儿子。

    一大群孩子生活在一起，时常有传染病发生，得了病的孩子就会被送进隔离室。我对5号院时期的隔离室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我曾和几个同时得了腮腺炎的孩子在那里共患难。我猜当时大人一定都很难请假，要是现在，孩子病成那样怎么可能还在幼儿园里住着。上大班时还得过猩红热，不知是不是因为病情太重，这次我的待遇升格，被送进了医院（304？309？不记得了）。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住院经历中的第一次，留在记忆中的印象似乎都很惨痛，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被同病房的大孩子们欺负。我想那是我首次体会到小孩子本性中可能会有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残酷吧。

    我觉得自己总的来说大概算是所谓的好孩子，但有时候也会有出格的举动。有一阵我们的活动室冬天没有暖气，取暖是靠煤炉子。炉子暖烘烘地竖在房间的中央，四周围着一层金属网子，应该是为了防止小孩子被炉身烫伤吧。自从炉子生起来后，老师每天都会警告孩子们不许靠近，但这样的警告有时候的作用恰恰是与警告发布者本心相反的。我的好奇心被一次次的警告刺激着，终于越过了要冒险一试的临界点。有一天，趁四下无人，我用手指头伸进网子，去摸了一下炉身，指尖上顿时被烫起了一个泡。虽然疼得够呛，但当然不敢跟老师说。幸好我摸时动了一下脑子，选了无名指去冒这个险，所以平时的活动没有太受妨碍，这个泡也一直没有被老师发现。

    搬到13号院后，我故态复萌，又偷偷做了一次被老师明令禁止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手工课上已经开始学习用剪子了，但都是很小的儿童剪刀，也只允许我们用来剪纸。老师的剪刀大得多，而且我看到过，可以用它剪其他材料，比如说布。我很想体会一下拿着老师的大剪刀剪布的感觉，但那把大剪刀我们是不许碰的。我忍了很久，但这个念头一直在心里蠢蠢欲动。那天，应该已经到睡觉的时间了，我大概是又起来上厕所，活动室里没有人，那把大剪刀却伸手可及。好啊，终于逮着机会了！我赶紧溜进去抓起剪刀，这才发现没有布让我剪。情急之中我只好拉起自己身上穿着的棉毛衫的底边，斜着剪了一刀下去，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周末回到家，妈妈给我换衣服时发现了这个口子，非常不解地说，怎么会在这里破了呢？

    天气好的时候，老师常常会带孩子们出去玩。那时候13号院所在的位置已经差不多算是北京的郊外了，在大门前面的太平路上，汽车很少，马车倒时常可见，如果运气好，还会看到骆驼队经过。夏天，老师在13号院的大操场边上铺上席子，让孩子们戴上幼儿园统一配备的有绿色塑料边的小墨镜和白色的太阳帽，只穿小背心小裤衩，躺在席子上做“日光浴”。每隔若干分钟，按照老师的统一口令，大家要一起改变姿势，转来转去的，好让全身都被“日光”“浴”到。晒够了以后，大家再排着队走到拎着一个浇花用的大喷壶的老师面前，来个其爽无比的冷水浴。现在试图想象当年的画面，几十个带着小墨镜的光溜溜的小人儿，齐刷刷伸着他们的小嫩胳膊腿，晒在操场边上，真觉得老师们太有创意了，这难道不像件行为艺术作品吗？哈哈！

    成长话题之一：游戏

    今天的孩子们是早熟的一代。关于身体，乃至关于性，许多爸爸妈妈不甚了了的事情他们都明白，许多爸爸妈妈羞于启齿的话题他们却能脱口而出，倒让爸爸妈妈窘迫万分。我的孩子们差不多是在10岁时在学校上的性教育课。有关性别差异、人体结构、生殖系统功能、不同类型的性取向等等话题，他们都是还没有开始进入发育期就先在理论上被开导过了。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以及和自己同属一代的人。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性别从混沌懵懂到有所意识、有所了解的？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度过青春期，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烦恼和困惑呢？

    在刚开始写《灵宝旧事》不久，这个话题就不时会跳出来，像是我脑子里有个执拗的小人儿，在不断地提醒我它的存在。但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该拿它怎么办，所以就一直没有碰它。现在也还是不明白，不过我就这样信马由缰地写吧，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请各位看官多包涵，那肯定不是我的本意。

    现在的小孩儿们，好像大多都是在性别意识十分鲜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不论是衣服、发式，还是玩具、图书，以及一应日常用品，无一不在强化这一点。我看到的周围朋友中有女儿的，大多是在一团粉色主宰的世界里。但我仔细检点我的儿时记忆，无论是从抽象还是具象的角度去理解，都鲜见粉色。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不爱红装爱武装” 的七绝写于1961年，到文革初期早已响彻全国，弄得那时候的女孩都得像男孩才算时尚。

    也许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也许还要加上我们儿时生活环境的军营特色，我记得小时候跟女伴们玩过的许多游戏似乎都很不像通常女孩子的游戏。当然我们也不是不玩普通的女孩游戏，比如沙包和拐（猪或羊的关节骨头，有四个不同的面。四个拐是一副，以羊拐为上品），但玩得更疯的则是那些带有某种军事色彩、院外的其他女孩子们很少玩的男孩儿游戏，而且玩起来跟男孩子一样野蛮。我们玩过骑驴[注1]、骑马打仗[注2]、挖地雷[注3]、攻城记[注4]、跟踪追击[注5]等等，常常滚得一身土，辫子散了、衣服破了都是常事。我有时候会想，我自己青春期性意识觉醒得特别晚是不是跟这样的早期经历多少有点关系？

    注1：骑驴

    十来个孩子分成两拨，一拨先当驴，让另一拨来骑。驴方一人（姑且称之为驴头）背靠墙站好，另一人弯腰低头撅着屁股抱住驴头的腰，其余人等以同样姿势依次抱着前面一人的腰或腿，用后背加上屁股构成驴身。骑方第一个人助跑后骑上驴背，要点是要尽可能地往靠近驴头的地方骑，这样后面才会留出足够大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骑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驴们禁不起冲撞而垮下来，就是骑手们骑术不佳而掉下来，输赢立见。如果骑手都上了驴而驴仍挺立不倒，那就得靠驴头和第一个骑手cei-ding-ke来分胜负了。有时候驴们已经被压得腿软，整个驴身岌岌可危，可头上的cei-ding-ke还没见分晓，那叫一个急！

     注2：骑马打仗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也可能我只玩过简单的版本？），也是分成两拨，大孩子背着小孩子，彼此冲撞。那时我还小，只有过被人背在背上参战的经历。

   注3：挖地雷

    地雷是用铁丝和皮筋做的。用一根长一点的铁丝折成一个方框，再在框的中间套上一根皮筋。另用一根比框框的边长稍短一点的小铁棍插在皮筋中，像上弦一样地转上好多圈，一个地雷就算设置好了。地雷要埋进事先挖好的土坑里，靠埋上去的土的压力维持住皮筋“上满弦”的状态。挖地雷的人则要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拨开土，把地雷起出来。土被拨开时，一个不小心，皮筋就会突然弹开，厉害的“地雷”会连蹦带跳地弹出来，“炸”到挖地雷的人身上，最不济也会在小铁棍弹起时带出一片土。

   注4：攻城记

    见图示。这大概是玩得最野的游戏了。两拨人都要兼顾攻防两条战线，既要抢攻对方的老家，又要守住自己的老家不被敌人攻占。每次玩起来大家都特投入，连推带打的。因为游戏规则是脚不出线就不算数，所以我出城的窍门就是先冲几步，见事不好立刻倒地，保持身体在线外但脚仍在线里的态势，然后打着滚地冲出危险区。

 

   注5：跟踪追击

    这个游戏最适合在11号院玩了，让我不得不猜想这根本就是11号院孩子发明的游戏。两拨人，一拨先出发，规矩是要在每个拐弯处用箭头符号标明去向。另一拨跟踪的人需要根据这些记号做出判断，最终追上前一拨人。11号院的许多楼都是除了前门外，后面的厨房处还有一个门。楼上的阳台也是两侧走廊都通。听上去很清楚的路线，在这样的楼里绕上几圈，很快就成了迷魂阵了，也让这个游戏在体力之外增添了智力较量的成分，是我特别喜欢的儿时游戏之一。

　　成长话题之二：早期记忆中的男孩

     小时候的玩伴大多是女孩儿，但也有例外。邻居家有个跟我年纪相差不大的男孩，我们有时也在一起玩。或许可以说，在我的早期印象中，记得最清楚的男孩除了也在北京的表弟，大概就是这位邻家孩子了。他攒烟壳儿，我攒糖纸，我会帮他找烟壳儿，他见到了好糖纸也会给我留着。在幼儿园的纸工课上都学了用纸叠东西，但我是什么都叠，从小船小鸟到衣服裤子，从纸球、纸盒到要用两张纸拼起来才能完工的纸花篮，而他似乎更擅长叠手枪。那手枪有好几个部件，还有一个枪管，看上去很复杂。我是不是也跟他学过？已经不记得了。只恍惚记得跟他学过叠一种帽子，如果用整张报纸那么大的纸来叠，成品就大到足够真戴到头上。不过，虽然许多别的小玩意儿的叠法我一直都还会，这个大帽子却一点也不会叠了。在时兴玩挖地雷的那一阵，我在上一篇里描述过的那种用铁丝和皮筋做成的地雷，大概是跟他学的吧？我真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教我这个手艺。

    1969年夏天，北京曾下过一场特大冰雹。那天晚上爸爸妈妈们都不在（文革期间这是常事），只有邻居家的保姆，我们叫她大奶奶，带着邻家男孩那个只有一、两岁（？）大的小妹妹，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小孩子。我们都躲进了邻居家朝南的那个房间，听着劈劈啪啪的雹子打在走廊对面那些朝北的房间的窗户上，接着是一块又一块玻璃碎裂的声音。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心惊胆战？我觉得肯定会，但我已经不记得了。能记得的就是那似乎总也停不下来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劈劈啪啪声，跟想象中的打仗的声音一样，再加上满地的碎玻璃和大大小小的雹子。

    在我们住的那条走廊里，有一家是刚搬进来的，住在一个朝北的房间里。那家男主人（好像是姓田？应该也是八支队的）的母亲那时候来探亲，那天晚上只有老太太在家。大奶奶把我们几个孩子安顿好后，就去帮那位老太太。可是那老太太说的话（湖南话？）我们谁都听不懂，而她也听不懂大奶奶的京腔，还是一心要拿块不知是什么东西去徒劳地挡窗户。两位老太太正一来一往地对付着呢，就有点顾不上我们了。大概就是在这个空当里，邻家男孩冲到与公共厨房相连的北阳台上去的吧？我记得他捡回了几乎有乒乓球那么大的雹子，还得意地放到嘴里尝了尝。而我好像就没有这么勇敢或是鲁莽的举动，记得是到雹子停下来以后才敢去阳台的。

    顺便插一句与主题无关的话：那天晚上，据说北京只有十分狭窄的一个条状地带遭了雹灾。那场特大冰雹的过后，11号院里几十栋楼朝北的窗户上的玻璃几乎无一幸存。因为需要安新玻璃的人家太多，后勤部门根本顾不过来，只好让大家把割好的玻璃和腻子领回家，自己动手安上去。那是我第一次看人用特制的玻璃刀割玻璃，印象很深。冰雹带来的是灾害，但对孩子们来说，不但当时是令人兴奋的新鲜刺激，而且它的余波还一直延续到了事后许多天。

    关于男孩的早期印象里，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离开北京前，也住11号院的一个同班男孩找到我，送给了我一个礼物算作告别。礼物当然极具时代特色，是一枚毛主席像章，但不是大批量生产的那种普通像章，而是半手工品 ---- 毛的头像镶嵌在一个圆形硬纸板的中间，纸板的周边是锯齿状的，整齐地缠着红线，大概寓意红太阳放光芒吧。

    在离京前的那几个月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同学、朋友离开的消息。轮到自己家也要离开了，小孩子懵懵懂懂的心里几乎都是对远方那个未知山沟的不明所以的憧憬和兴奋。只有这男孩送我礼物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体会到与友人分别的惆怅。

    这应该是我此生收到的第一份来自异性的礼物。虽然当时并不可能意识到，长大以后却不止一次想起过这个第一次，心里觉得很温暖。只是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长了一张胖乎乎的小脸的男孩，那枚缠着红线的像章也在一次次搬迁中不知所终，剩下的，就只有我的记忆，关于几十年前某个初冬的日子里两个小孩子之间曾经有过的话别，关于我小时候那个成长的瞬间。

　　成长话题之三 ---- 男女界限

    到灵宝后，我跟邻家男孩不再比邻而居，而是住进了不同的楼，小时候的“革命友谊”一下子就被似乎是无穷大的距离所取代了。其实，要说空间距离，并没有多远，但我觉得关键并不在空间距离，而在于我们分属两个“阵营”。

    凡是在那个时代度过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对男生女生之间壁垒分明的关系有很深的印象。我没有第一手的经验，因此不能十分确定文革以前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在灵宝的那些年里，男女界限忽然变成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学校里，男生女生之间不但几乎完全不说话，而且孩子们中间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压力，让人不愿、不敢、不能越雷池一步。虽然小时候有更多的同性玩伴应该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像我们当年那样，正步入青春期，却以对待异类的态度对待异性，今天看来实在是荒谬。

    多年以后，读到以民国早年生活为背景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那些束缚人们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不能再束缚那时候的新青年们的心灵，他们已经开始用成熟的态度对待异性，并且身体力行，改变着社会风气。我不知道我们的祖辈父辈的人们在我们当时的那个年纪，是否也有过男生女生在这样尴尬的关系中相处的阶段。我想不清楚，我们成长的年代已经是反封建口号席卷中国大地之后几十年了，为什么孩子们却莫名其妙地男女授受不亲起来，有那种近乎中世纪行为的荒谬举动。把这样的行为放在文革中所谓“破旧立新”的喧嚣背景下，就更让人觉得费解：是什么道理让当年的革命小将们没有把“破旧立新”的矛头指向孩子们中间严格的男女界限呢？

    我没有哥哥弟弟，不知道在那些男孩女孩都有的家里，孩子在家里家外会不会觉得不方便？比如，如果作为哥哥朋友的男生是妹妹的同班同学，受哥哥之邀到家里来玩，妹妹还能不能坚守男女界限，不跟他们说话？

    在我们的子侄辈中，似乎不会再看到这样古怪的情形了，真是谢天谢地！有个曾在我们这里的中文学校学习过的16岁女孩在一篇作文里写过自己这一代跟父母那一代的差异。她说父母总要求孩子年轻时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为恋爱浪费时间。可她觉得，这样的青春年月不拿来恋爱，那才叫浪费时间呢！我看了不禁百感交集。回想起自己那个没有多少男生身影出现的少女时代，心里还真生出了一点光阴虚掷的感慨。

     成长话题之四 ---- 男生事迹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性意识长时间的沉睡，在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年纪，我记得我似乎对男生仍然没有兴趣。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每天都在忙些什么，他们的世界里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只觉得他们调皮捣蛋，而且衣服呀、鞋呀，经常是脏乎乎的。

    尽管如此，偶尔有特别调皮的男生做出点特别出格的傻事，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得在窑洞学校时期，有一次卫生所来人为孩子们打预防针。穿着白大褂的大人们拿着注射器等一应用品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打过来，大家叽叽喳喳心怀不安地等着。针扎下去还是挺疼的，女生们不在乎呲牙咧嘴捂着胳膊叫疼，但男生总要表现得满不在乎。任同学是我们班年纪最小的男生，却表现得最有英雄气概：他一边轮着一只拳头一下又一下砸在刚打了针的胳膊上，一边神气活现地以军人出操般的步伐绕着课桌游走，嘴里还铿锵有力地喊着“锻炼身体！锻炼身体！”那时候，从来无视男生存在的女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谁也顾不上再去想那一针有多疼了。

    在《灵宝旧事（11）》里，我曾写到过我们搬到新校舍后的新课桌新椅子，那可是让卫东学生倍感NB的独步灵宝中小学无人能敌的家当。不过我知道，校友中应该有一位男士，对新课桌曾经有过角度独特的感受。新课桌的结构其实很简单，桌面下有一个能放书包的小小空间，敞口朝着自己，坐在椅子上可以很容易地拿东西放东西。这位同学也许是一时高兴，把头伸进了课桌的敞口，对课桌内部进行了观察后，他不幸发现，头被卡住，出不来了。我不记得这段广为流传的事迹的主角是谁，我想应该不是我们班的男生，要不然我应该会记得吧。我只恍惚觉得，这个倒霉的淘气包可能是低我两年的龙同学，但对此完全不敢确定。我对他最后是如何脱困重见天日的已经全无印象了，也许哪位校友还记得？

    在卫东读初中时，学校曾经请过南朝医院的一位护士来给我们上课，好像是伤员救护一类的内容。讲完了纸上谈兵的部分，要做包扎示范了。护士叫了一个男生站在教室前面，假装他是上肢受了伤。她给我们演示了包扎的全过程，最后把那男生的一条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了。大家看得兴致盎然，等到护士再问谁愿意做她的第二位假想伤员时，男生个个踊跃。于是第二个男孩站上去了（我记得应该是齐同学）。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护士要演示的是对腹部受伤的包扎。护士拿着绷带在那男孩身上比划着，她一边向我们解释说，要把绷带从他的阴部绕过去，一边就把拿着绷带的手伸到了男孩的裆下。那男孩猝不及防，等他反应过来试图躲开时，已经太晚了，绷带已经包上去了，而且真的是从他的“阴部”！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他那张窘迫无比的红脸和手足无措的尴尬，同学们简直笑翻了天。后来回忆起此事，我想那时候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同学）一定已经开始有了某种性意识的觉醒，所以才会对“阴部”一词在课堂上出现表现得如此敏感，那条在敏感部位穿过的绷带也才会引出那么一通带有某种暧昧气息的哄堂大笑吧。

　　成长话题之五 ---- 情感启蒙-1

    八支队的大人们虽然大多数都是有家室的，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叔叔阿姨是单身。我记得，这些单身的年轻男女们有一部分是那些年分配到这个单位的军医大学或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有一部分是从北京跟着迁到灵宝的士兵和工人，后来还有一部分是那些新招的年轻的小兵们。尽管大人们的世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很少会去注意，但有时候，因为某种机缘，也会有某些片断偶尔被聚焦而变得清晰，在我年少懵懂的记忆中留下痕迹，让我得以一窥成人世界中不一样的风景。这些片段常常不是当年的我所能理解的，它们的意义还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

    到灵宝的最初一段时间，南朝医院还没建立。八支队家属中好几位做医生护士的妈妈们都被安排到了灵宝县医院，我妈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妈她们每个星期都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城烟沟里的驻地跟丈夫孩子团聚，或是我们跟着我爸周末时到灵宝县城去看我妈（忍不住说句题外话，在定期的班车还没开通的时候，我家这每周一次的团聚有时也不能保证，要找到可以搭的车才能走得成。八支队有好几家是这样的情况，孩子也都不大。现在想想这样的安排，恐怕没人会愿意接受）。幸亏那时候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吃食堂，小孩子平时也都是自己管自己，也就这么对付下来了。但是到我爸必须出差的时候（这种时候似乎很多），他们还是会不放心，所以总是请我爸他们分队的一位年轻阿姨到我家里来陪我们姐妹。

    徐阿姨是电工，不穿军装，却从北京跟着部队到了灵宝。她长得娇小玲珑，梳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天生的好嗓子，很喜欢唱歌，有好几本文革前和文革早期的歌本儿。她是老北京人，曾用她那一口嘎嘣脆的京腔教给了我好多带有强烈市井气息的歇后语，极生动，而且套句现在的话，时常有点政治不正确，跟当时的官方八股腔非常不同，所以特别有吸引力。比如：老太太踢足球 ---- 尖端技术；厕所里发大水 ---- 奋勇向前；等等。

    徐阿姨在我家住的时候，有个刘叔叔总来找她。很久以后，我已经大到明白什么是恋爱，才恍然反应过来，我和我妹天天在他们身边进进出出，忙着小孩子的那些事儿，其实一直都是他们感情发展的目击证人，当然也是长期的小电灯泡。记得刘叔叔走后，徐阿姨常常会很快乐地唱很长时间的歌，有时候还会教我唱。《乌苏里船歌》就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跟徐阿姨学的。她一边教我，一边眼神迷茫、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跟我说，这个歌刘叔叔唱得有多好听。我后来想，其实徐阿姨一定也明白，跟当年的我说这些差不多就是对牛弹琴，但恋爱中的她心里的快乐需要有个溢出的渠道，眼前的小屁孩儿就幸运地成了这个渠道了。

    徐阿姨的恋爱大概是我最早的情感启蒙教育了，尽管我是在稀里糊涂的状态下接受的。但即使如此，我觉得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留下了一片玫瑰色，为以后岁月中对情感世界的想象和憧憬准备了一个可以蓬勃长大的基础。

    后来年纪渐长，再不用徐阿姨做我们的临时监护人了，我竟不记得在我家离开灵宝时她是否已做了刘叔叔的新娘。不知道徐阿姨现在怎么样了，是否回了北京，还那么爱唱歌吗？

　　成长话题之五 ---- 情感启蒙-2

    另一个与情感启蒙教育相关的片断就不是那么玫瑰色了。

    先说男主角：

    八支队的管理科有个年轻的北京小伙子，也是不穿军装的。我已经记不清他的眉眼，留下的模糊印象里，他是个高个子，长着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一根一根硬硬地往上戳着。我一直以为他的名字是“棍儿”，因为老听别的大人们“棍儿”啊“ 棍儿”的叫他，心里曾惊异他居然叫这么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字。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人家的名字是“贵”或者“桂”。在八支队各分队都大演样板戏的时候，他曾在管理科演的《沙家浜》的《智斗》那一段里演刁德一，手握烟斗（用笔假装的），眯着眼睛摇头晃脑，称得上形神兼备。不知是因为他不穿军装，还是因为他那刁德一演得太好了，我印象里的他真有一点坏蛋的调调儿，正好符合他在后来的故事中的角色。

    再说女主角：

    那时候，对绝大多数中学生来说，离开学校就必须下乡插队，相较之下，当兵是令人艳羡的好出路，所以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后门儿兵”，就是有本事走后门的家庭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当兵 ，有的“兵”年纪甚至小到十二三岁。70年代初来到八支队的那一批女兵中，我猜大概至少有一半是这一类。另外也有少数有文艺特长的女兵，记得这些女兵一来，在八支队的《红灯记》剧组里的李奶奶、李铁梅就都换成她们了。年轻女兵们的到来让城烟沟的空气里开始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不过这一点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当然并不明白。

    我爸他们那里分来了四个女兵。我跟她们比较熟，尤其是在部队呆得比较长的三个人（另一人不久就复员离开了），因为她们常来家里玩。她们当时的年纪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都还是十几岁的人。其中一人后来嫁给了曾在卫东任教的朱老师，许多校友都提到过。她到我家来时，看到我画的各种穿少数民族服装的跳舞小人儿被我爸挂了满墙，技痒难耐，也画过几张送我。记得有一个是维族女孩，长裙子和一头小辫子因旋转而散开，极富动感；另一个是背着长鼓的鲜族女孩，因为没想好怎么画那只敲鼓的手，这张画一直是半成品。可惜这些画都已散失在一次又一次的搬迁中了。跑题了，再回来接着说。

    另外几个比较熟悉的女兵则是管理科的。跟她们熟起来是因为我家搬到坡上的三层楼后跟这几个女兵成了邻居，我家隔壁的那一个单元就是她们的宿舍。

    孙是个嘻嘻哈哈的高个子北京人，据说出身显赫，跟来自某个河北梆子剧团的康（就是在八支队的《红灯记》里演李奶奶的那位，好像是在五分队？）最要好。她跟我妹妹应该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但在我们做邻居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大大咧咧地跟我妹妹在一起嬉笑玩闹。

    刘也是个高个子北京人，但比孙瘦，点点雀斑分布在她红润的脸上。她好像是管理科的团支部书记，非常泼辣能干。那时候当兵的发的凉鞋是一种样子很难看的男式鞋，前面封着口，又肥又大，女兵们都不愿意穿。可刘天天都穿着那双鞋，跟那些男兵们一起干活，还出版报什么的。

    另一个就是李，一个小个子的小女兵，我记忆片断中的女主角。她在八支队那一群女兵中本来是属于最不起眼的那一类，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没有胜人一筹的才艺，工作既不出众，也不特别想出众。可是就是这个很容易被淹没在人群中的小女兵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她居然无视禁令，跟同在管理科的“棍儿”恋爱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并不很清楚，我觉得跟我当时的理解力大概也有关系。我只记得他们似乎受到了很严厉的对待，但他们似乎“死不悔改”，一条道儿走到黑地要在一起。

    也许因为我们曾是邻居，听到看到太多？也许因为我已进入青春期？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在这件事以后，我妈觉得有必要对我做一番教育。所以有一天，刘被郑重其事地请到了我家，我妈和她一起跟我说了好多，中心思想应该是要上进吧，李的行为则是被当作反面教材，是所谓的“堕落”，而“堕落”当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多年后，我也做了母亲，当然已经完全能够理解我妈当时的做法。但从我自己后来的情感经历看，这样的教育至少是无效的。几年后我也到了十八九岁，正是与小李相仿的年纪。读大一大二时，学生不许谈恋爱的禁令仍被校方坚持着，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没有犯规，而我恰恰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也因此挨过批，白浪费了我妈和那位刘姓姐姐当年的一番教育，哈哈。所幸大学不是军营，这样荒谬的禁令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

    后来“棍儿”和小李到底怎么样了？有哪位八支队的校友知道？许多国家的军队都不禁止士兵恋爱（当然有一定的前提，比如两人不能是直接上下级，否则需要调开，等等），不知道现在部队里的规矩是什么样的了？